我的出路在哪裏--一名艾滋病患者的自訴
 |
| HIV宣傳大使濮存昕和蔣雯麗在泰國出售“紅絲帶”中國剪紙，銷售所得將用於 HIV的防治工作。 |
昨日，世界艾滋病大會在泰國閉幕。據新華社7月9日消息，在世界艾滋病大會即將在泰國召開之際，溫家寶總理髮表文章《全社會共同努力有效預防和控制艾滋病》提出，防治艾滋病要重點抓好的幾項工作：第一，加強疫情監測。第二，加強宣傳教育。第三，加強行爲干預和綜合防治。第四，加強對艾滋病患者的救治與關懷。第五，加大防治資金投入。第六，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2004年5月10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全國艾滋病防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萬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約8萬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佈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青壯年爲主，大多在農村，局部地區正面臨集中發病和死亡的高峯。從艾滋病傳播和流行的規律看，我國艾滋病疫情已經處在由高危人羣向普通人羣大面積擴散的臨界點。
多有高危性行爲
天津市傳染病醫院性傳播疾病診療中心，位於南開區鞍山西道與蘇堤路交口，是天津市第一所完全按國家性病管理規定建設的現代化、規範化的性病診療機構，也是目前全市惟一一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醫療機構。
該中心自2002年12月28日開診以來，共收治9例艾滋病人。
診療中心對每個來檢測HIV的人都做了詳細記錄，名爲“艾滋病恐艾人羣調查登記表”。
中心主任周建峯告訴記者，“2002年12月28日中心開業到現在，已經有211人主動要求檢測HIV，而這些來檢測的人中有90%以上都有高危性行爲”。
每個來此檢測的人從護士取血到化驗報告出來，間隔時間大約30分鐘，檢測費爲97元。醫生一般會向每位檢測者詢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檢測結果確認你是HIV陽性，你希望得到什麼？———1、希望有效藥物治療；2、社會給予經濟援助；3、社會理解和關愛。調查結果表明，有95%的人選擇“社會理解和關愛”。
“等待的這半個小時是檢測者最緊張的時候，當醫生說你是陰性時有的人都激動得跪在地上。”
“有一個檢測者兩年內先後檢測了9次，他的精神壓力很大，他上網做自我檢測，認爲自己身體上的很多反應與HIV陽性很相似，到我們這裏檢測，結果出來是陰性，他還是不相信。我說我們是專業醫療機構不會有假的。艾滋病已經不是單純的疾病而是社會問題。”
“這部分人在擔心自己患病的時候最想保護的人是子女，其次是父母，最後纔是配偶———我們問你要是陽性怎麼辦？他們的回答多是：陽性的話，我對不起孩子、父母，我要掙錢去回報他們；有的人說，‘我要報復讓我得病的人’；還有的人說‘得了我就死’。”“在他們眼裏———艾滋病就是死亡！”
記者從調查表的職業構成看，來檢測的有幹部、文化事業從業者、學生、警察、個體戶、下崗工人等。
“他們來了後都說‘累’，連學生都說累，說得最多的另一個字是‘煩’！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恐艾者’，都是主動到醫院來諮詢的。最典型的是本市某高校7個男同性戀大學生，在校外租房住在一起，7個小孩後來檢測出全部患有尖銳溼疣，而是否感染了艾滋病還得等3個月‘窗口期’後才能知道。而孩子的父母對自己兒子的情況卻一點也不瞭解，很困惑，以爲孩子生病可能是因爲學校衛生條件不好”。
到中心檢測的人羣中，100%不願意接觸媒體。周主任認爲，干預艾滋病，應以防爲主，“艾滋病的感染途徑主要有三條：血液傳染、性傳染、母嬰垂直傳染。對HIV感染者和患者進行有效的社會和醫學干預必須雙管齊下”。
艾滋病在哪一部分人羣高發
該中心的“艾滋病‘恐艾’人羣調查登記表”統計結果表明———高危性行爲集中年齡段：26歲到30歲，41歲到45歲；從事職業：事業、企業職工、外企員工、個體、打工、待業、學生、農民；婚姻狀況：結婚時間少於兩年，少於10年，15年左右；家庭人均收入：500元到4500元間；性伴情況：固定，臨時+固定，同性，其他接觸行爲。
周建峯向記者分析這些不潔性行爲接觸者的接觸史時，特別說到下崗工人劉某的情況。
“劉某幾年前夫妻雙雙下崗，雙方年齡均在40歲到50歲間，沒有學歷，下崗後妻子賣早點維持生計。每天早上四五點鐘起牀，晚上睡得早，夫妻性生活就出現了差異，丈夫沒事幹長時間呆在家中，後將一個拾荒女領回家，給了5元錢進行不潔性行爲，結果患了梅毒，這就說明，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人羣中也有購買性服務的，而這些人在社會生存空間被迫縮小情況下，因爲精神苦悶也會出現性消費。”
中心副主任盛淑琴認爲：人口流動也是加劇艾滋病流行的重要原因，而高危性行爲是天津HIV感染者感染病毒的最主要途徑。
“我們這裏來過一個艾滋病患者，是溫州籍的一個民工頭，在老家已經感染了HIV，到天津做生意，他有性要求，但對自己的性行爲沒有任何約束，他後來沒再來治療，但他的行爲很可能使其他人感染病毒。艾滋病已經不單純是醫療衛生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
盛淑琴認爲預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方法是宣傳，但宣傳內容成功與否，怎麼宣傳、通過什麼途徑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卻是問題。而這種因爲預防誤區所導致的危害甚至出現在醫務人員身上。
2004年2月27日晚，本市某醫院一位副主任醫師，在進行剖腹產手術時，初生嬰兒渾身膿血，沒有呼吸，她在緊急情況下口對口人工呼吸，孩子終於恢復正常呼吸，但後來確診孩子患有母親傳染的梅毒，這位大夫因此感染了病毒。
水平影響防疫與治療合作
記者調查中瞭解到，HIV感染者大部分還在“地下”，而且更多人因爲害怕而不敢到醫療機構檢測。
周建峯認爲，對HIV的干預，既要政府參與，又要有民間行爲。“我國政府投入對HIV感染者和醫務工作者進行法律諮詢和社會救助，工作對象可以是大學生，HIV感染者，政府只監督不干預，如果這些人(HIV感染者)能夠主動找到這兒，讓醫療干預者最快時間發現傳染源，可以及時提供他最需要的幫助，比如醫學治療、法律援助等。”
“防疫部門普查出來的HIV感染者大多轉往北京醫院，理由是本地醫療水平尚有欠缺；預防與治療合作不緊密，主要是沒有一個專門機構進行統一管理。”
“艾滋病就在身邊，只是你不知道罷了，但防治工作誰來做？控制
SARS可以全民動員，控制HIV也應該全民動員。副主任醫師都有可能不知道‘職業暴露’可能感染病毒，這是公共衛生，關係到體制，而艾滋病從感染到發病有8到12年的潛伏期，這時對患者的關愛是最重要的，怎麼抑制HIV的複製，控制它不傳染給別人，我們的關注點應該往前移。”
“真正打消患者死的念頭和放棄危害社會的行爲，比治療一兩個病人有更好的效果。”
醫學干預提高患者生存質量
在性傳播疾病治療中心，他們把爲性病患者提供的治療稱爲“超市化”服務。這種服務的特點是：患者一進入門診大廳，便可在護士幫助下，先選定自己看中的醫生，然後到醫生的“私密小屋”(諮詢室)裏說明病情，確診後，醫生會介紹不同“檔次”的治療方案，將可供藥物、治療費用清清楚楚地告訴患者，患者可根據自己的病情和消費能力自行選擇。
周建峯說，提供“超市化”服務是爲了醫務公開和維護病人知情權。據瞭解，該中心是目前本市惟一收治艾滋病患者和新生兒梅毒患者的性病醫療機構。
2002年12月28日至今，到中心來治療的艾滋病患者共有9例，均爲男性，第一例是一名嚴姓男子，他1998年4月感染病毒，活了半年多後去世。
目前住院治療的只有一例。該病人2003年10月入院，剛入院時生活不能自理，原發病CD4爲0，出現腦膜炎、皰疹等併發症，經過治療後CD4已經上升到69，但最近又降到20。半年時間治療費花了10萬餘元，生命多次垂危。
據瞭解，2003年4月份的臨牀檢驗證實，通過醫學治療能夠大大增加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時間，提高生存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