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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執法，如何監督？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常委會組成人員分組審議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時，圍繞“執法監督”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
處罰不能變罰款
草案第一百一十三條：公安機關依法實施罰款的行政處罰，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實行罰款決定與罰款收繳分離；收繳的罰款應當全部上繳國庫。
擾亂秩序、聚衆鬥毆、倒賣車票、賣淫嫖娼……許多危害社會治安的行爲，都可能被警察罰款。那麼，如何規範罰款這一重要的處罰手段？
奉恆高委員認爲，從法律草案第二十三條到七十三條几乎條條有罰款，治安處罰的類型有警告、罰款、拘留，對那些輕微的違法行爲，教育警告一下就可以了，也要罰款，就不適當。罰款太多了，人家以爲這會變成公安機關創收的渠道。而且，罰款的幅度很大，執行中隨意性也會很大。
張美蘭委員認爲，草案中處罰的條款太多，這樣不但不能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在執行中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特別是會影響人民警察的形象。
尤仁委員說，對罰款幅度的規定需要斟酌。草案第五十九條中規定罰款500元到2000元，在第六十七條中規定罰款500元到3000元，幅度比較大。罰款不能沒有幅度，但是這個幅度也不能過大，過大就會增加執法的隨意性。社會治安問題很複雜，執法的主體分散，警察說罰多少，執法相對人就得照辦。隨意性大了就會影響對法律的準確把握，難以嚴格執法。
執法監督應明確
草案第一百一十二條：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辦理治安案件，應當自覺接受社會和公民的監督。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辦理治安案件，不嚴格執法或者有違法違紀行爲的，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權檢舉、控告；收到檢舉、控告的機關，應當依據職責及時查處。
警察執法，接受監督理所當然。對此，草案也作了相關的規定。可是，問題又出現了，究竟誰能作爲監督警察執法的主體呢？
周正慶委員認爲，誰是執法監督人，有了問題以後向誰去反映、向誰投訴？怎樣才能夠及時有效地解決糾正？草案的相關條款表達得不夠明確。他建議在執法監督這一章中考慮規定建立行爲有效的監督約束機構，建立舉報機構，設置公開的投訴電話。以便在發現問題時能及時投訴、儘快糾正。
徐永清委員認爲，執法監督這個問題很重要，但草案有關執法監督的章節講的都是公安幹警在執法時要遵守的紀律。公安幹警怎麼接受監督，誰來監督，建立什麼樣的機制進行監督，比如內部如何監督，社會、羣衆、媒體如何監督等，都不明確。
何曄暉委員則建議加上對警察執法違規進行查處的時限和給予舉報、控告人反饋的規定。舉報人、控告人舉報和控告以後，公安機關查處，應該在一定時限內給予答覆，這樣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能有一定的約束力。否則我們一年收到幾十萬件舉報、控告材料，很大一部分都石沉大海了。尤其是像體罰、虐待、侮辱這類案件，一旦時過境遷就很難查處了。
違法責任要具體
草案第一百一十五條：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應當賠禮道歉；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警察違法行使職權，要承擔民事責任。但是如何承擔責任，草案沒有給出明確規定。
對此，李梅芳委員認爲，對執法人員要不要處罰、如何處罰如果沒有寫具體，就讓大家認爲執法者有了不良行爲、違法行爲，處分會很“虛”。
周玉清委員建議將“賠禮道歉”、“承擔民事責任”修改爲“根據情節輕重，依法給予行政處分並處罰款。”因爲如果警察違法行使職權給他人造成損害，只需對被侵犯人賠禮道歉就可以了事，就不能達到受懲罰與教育的目的。
夏贊忠委員說，警察執法違規“造成損害的”是承擔民事責任還是進行賠償？按照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違法行使職權造成損害的賠償應該是屬於行政賠償，而不是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建議把“承擔民事責任”改爲“應當依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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