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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在北京的時政記者圈中，早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在深夜，已經入睡的外交部翻譯接到電話，睡眼惺忪中聽到對方說：“我是江澤民……”，然後是請教一個關於英語方面的問題。
庫恩的書，不能證明這個說法的真實性，但是證實了這樣一個事實：有些人的確會突然接到總書記打來的電話，雖然不一定是請教。
中央電視臺的副臺長趙化勇就接到過總書記的電話。任何對趙化勇的第二次採訪，恐怕都沒有庫恩這個外國人的敘述精彩。在獲得出版方同意的情況下，本報被授權可以相對比較多地引用該書的內容，以重現發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時正是7點20分，專門接聽高級領導人來電的紅色電話機響了。
一個聲音問道：“你是趙化勇嗎?”在得到了略顯不安的確認之後，那個聲音繼續說：“總書記要和你說話。”
“你好，是趙化勇嗎?”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問道。
“晚上好，總書記，是我。”趙回答道，儘量掩飾着內心不安……：“總書記，我們出錯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江繼續說，“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間會議室有過兩次會見——一次是應當報道的，另一次則不應報道。在‘新聞聯播’上報道我接見奧委會主辦城市評估團是完全可以上新聞聯播的，你們的報道搞得也不錯。表現我問候代表團成員並與他們握手的鏡頭是準確的，但是隨後播放的我們坐在一起交談的鏡頭弄錯了。另一次我見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電子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我擔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時就認識他了——但我們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談，並非是出於官方目的。雖然你們有關奧委會評估團來訪的畫外音一直都是正確的，但是鏡頭卻搞混了，播的是我與老朋友進行私人會面的畫面。”
“總書記，我非常抱歉，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趙的語速變得急促起來，“我會立即調查這起事件，查明情況，儘快向您報告。我們將處理有關責任人，並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其實這是我疏忽，”江親切地回答道，“我不應在同一間會議室裏兩次會見外賓。就像外國人所說的，我們在他們眼中都是長得差不多的，他們在我們眼中也是一樣啊。”
趙幾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這樣的錯都不容輕視。“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總書記，我們會立即調查。”
“雖然我們可以說這是我的疏忽，”江澤民現在用一種領導的口吻繼續說道，“但你應當分析問題的起因，它看起來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計奧委會評估團也不一定會注意到這個差錯，但這麼一個錯誤卻反映了我們的專業精神和細心程度不夠，不應再出現了。”
“是！是！總書記，您所言極是。”
“我是一個工程師。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但是工程師必須分析錯誤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現的問題呢，還是由於疏忽或是生產線上的系統性錯誤而造成的問題。這三種情況要區別對待。如果是生產線上的問題，那就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請別太自責，也別對你的手下大發雷霆。但必須確保晚上10點重播時的鏡頭是準確無誤的。”
“我先去新聞中心，然後向您作全面彙報。”
“調查完了給我回個電話。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稱號的庫恩還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趙化勇給江澤民回電話時的情景和內容，不過已經夠了，此時的江澤民已經足夠躍然，足夠動人。
例如還有兩位能夠接到江澤民電話的人，此二人在中國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錢學森。
“江主席通常會在晚上10點以後往我家裏打電話。接到他的電話我從不會感到詫異。最近他問我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有何差別，並問量子力學是如何與這二者相聯繫的。”宋健說。
1991年，錢學森突然接到江澤民的電話：“學森同志，近來，物理學家們都在談論超弦理論。能請你解釋一下嗎?”錢送給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談到了若干現代物理學中抽象的哲學問題。“儘管他在忙於處理大量的國事，”錢回憶說，“但江總書記還是設法抽出時間研究這些最尖端的物理學理論。他還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到中南海給高級領導人作科技、經濟和法律方面的講座。”
打給沈永言的電話則有着不同的目的，“爲了放鬆，舒緩自己的緊張情緒，從困擾他的巨大壓力中解脫出來。”沈說。
沈永言是江澤民50多年的好朋友。電話通常會在晚上10半以後從北京打到他的居住地長春。但2002年3月5日，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卻是晚上9點10分。“我感覺到出事了，”沈回憶說，“(他的語氣)根本不是閒聊。”果然，10分鐘前，法輪功分子攻擊了長春的電視系統。
從江澤民這裏打出的電話，也帶着濃厚的情誼。老朋友王慧炯患了前列腺癌，江澤民自己給一位頂尖的專家打電話諮詢，還打電話給王的妻子，“把情況解釋一下”。
無數的細節堆積起來，庫恩旨在告訴外國人一個他眼中的中國和江澤民。這些細節，對於衆多的中國人而言，同樣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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