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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背了黑鍋”
姜相春覺得自己很無辜，一則新聞報道把她拖進了“強制婚檢”的漩渦。
這一切，緣於6月24日黑龍江省十屆人大常委會修訂的《黑龍江省母嬰保健條例》(下稱《母嬰條例》)。
7月18日，身爲省衛生廳基層衛生和婦幼保健處處長的姜相春接受當地記者採訪，解讀這個新條例。當時記者隨口提到了婚檢。“我沒有說‘強制’婚檢，只是說根據條文‘應該’婚檢。”姜相春抱怨那個記者曲解了她的意思，“‘強制’這個詞聽起來讓人彆扭。”
在記者採訪中，與新修訂的《母嬰條例》相關的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法制辦、省衛生廳、民政廳都一再強調，沒想到“黑龍江恢復強制婚檢”的報道會產生巨大社會反響，“街頭熱議”。
“其他各省的母嬰保健條例或者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都有‘應當婚檢’的字樣，這次黑龍江之所以被關注，在於2003年國務院《婚姻登記條例》頒佈後，我們是第一個修訂母嬰保健條例並維持婚檢的省份。”姜相春認爲，黑龍江這次“背了黑鍋”。
7月22日下午，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辦公樓裏不時可以聽到工作人員議論“強制婚檢”，新聞辦主任姜洪波的辦公桌上擺着好幾份報紙，都是關於“黑龍江恢復強制婚檢”的報道。
“條例修訂後，7月16日在《黑龍江日報》上做了全文刊登，當時並沒有什麼大的反應。”姜洪波對全國輿論突然關注黑龍江的這個條例有點不理解，“事情出來後，還以爲出現紕漏了，省人大常委會幾個副主任專門碰過幾次頭。”
“6月初省政府法制辦提請審議根據行政許可法修訂一些地方性法規，於是省人大召開了常委會。”姜洪波介紹，“這次會議上共修訂了17部地方性法規、規章，不僅僅針對《母嬰條例》。”
“不存在‘恢復’的說法，有關婚檢的條文是一字不差保留的。”省政府法制辦助理巡視員張忠華認爲，新條例只是保留了舊條例的婚檢規定，“強制婚檢”可以說從未被取消過。
婚檢與否無所適從
家住哈爾濱市南崗區的王化龍看到“強制婚檢”的報道後，7月22日一大早就去相關單位諮詢，“我現在糊塗了，婦幼保健院跟我說結婚先要婚檢，而婚姻登記處跟我說根本不需要。”
同樣感到無所適從的還有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調研員魏廣福。《婚姻登記條例》沒有規定強制婚檢，婚姻登記機關如果硬性要求婚檢，當事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複議或行政訴訟，民政部門也要對有關責任人予以行政處分。
可是按照黑龍江《母嬰條例》的規定，婚姻登記機關的工作人員，未查驗當事人的婚前醫學檢查證明而給予結婚登記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有關主管部門給予行政處分。
這樣，一旦認真起來，“沒婚檢給登記的要受處分，強制婚檢了給登記的也要受處分。”省民政廳的魏廣福調研員表示，民政部門目前還得按《婚姻登記條例》執行。
由於婚檢涉及收費問題，衛生部門似乎不願意太多談及。
“婚檢沒什麼利潤可圖”，哈爾濱婦幼保健院院長孫冬韋表示，本來婦幼保健院就屬於非營利性的醫療機構。“2003年以前的強制婚檢包括一般體格檢查、血液分析24項、尿液分析11項、淋球菌塗片檢查、梅毒篩查等。當時這些檢查的市場價格接近260元／對，但由於婚檢是公共醫療項目，省衛生廳與物價部門最後把價格定在了130元／對。”
“城市裏婚檢收費比較正規，但不排除一些縣在婚檢中搭車收費。”省衛生廳姜相春處長介紹，由於一直相信強制婚檢會恢復，黑龍江的20個婚檢網點沒有撤銷。
黑龍江此次推行的婚檢政策中，艾滋病、梅毒、淋病、麻風等4項爲必檢項目，其他各項由新人自行選擇。
“本來還想就具體的婚檢項目調整和收費標準同物價部門協商，現在看來，這項工作要暫時放下了。”姜相春很無奈。
7月20日，省衛生廳雖將修訂後的《母嬰條例》發給各婚檢網點，但是並沒有要求執行這一新條例。
新條例出臺“很順利”
行政許可法頒佈實施後，黑龍江省衛生廳在2004年10月就提出修訂《母嬰條例》的建議。
姜相春在省政府法制辦舉行的研討會上介紹了衛生部門的觀點，“首先，實行婚檢制度是落實婚姻法的一個具體措施；其次，母嬰保健法關於強制婚檢的規定未作修改，省級條例應該按照國家大法進行修訂。”
但是，省民政廳的參會人員反對這一意見，認爲修訂後的黑龍江《母嬰條例》應該符合國務院《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
衛生廳和民政廳意見相左，省政府法制辦又組織了兩次協調會。法制辦最後認爲，如果採納民政廳的意見，《母嬰條例》需要作很大的變動，而且還與母嬰保健法不匹配，另外考慮到防治傳染病的需要，應支持衛生廳的意見。
6月24日，新修訂的《母嬰條例》最終在省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通過。原條例中的“準備結婚的男女雙方應當接受婚前醫學檢查和婚前健康教育，憑婚前醫學檢查證明，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等內容一字未改。
“當時很順利就通過了，沒有誰提出異議。”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於逸生回憶。作爲黑龍江大學法學院院長，他認爲根據立法法，《母嬰條例》並不違法。
衛生部政策法規司一位官員還認爲，黑龍江通過地方立法再次明確強制婚檢的做法，有着潛在的政策基礎。當性病蔓延成爲中國社會一大公害、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艾滋病傳播問題時，“婚檢十分必要”。
管結婚的與管生孩子的
在2001年、2002年國務院組織的兩次亂收費專項調查中，婚檢搭車收費都赫然在列，被視爲加重農民負擔。
“老百姓錯誤認爲婚檢是民政部門的事，辦理登記手續時，經常埋怨民政部門亂收費。”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司婚姻登記處的官員介紹了2003年民政部起草修訂《婚姻登記條例》的動機。
2003年8月8日國務院公佈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後，8月19日，衛生部婦幼保健與社區衛生司婦女衛生處王斌處長就表示，新《婚姻登記條例》並未取消強制婚檢。衛生部所依據的，是比《婚姻登記條例》效力更高的母嬰保健法。
8月27日，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司婚姻登記處肖金峯處長重申：依據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各地不得搞強制婚檢，違者要遭到起訴或是行政處分。
2003年10月1日《婚姻登記條例》正式施行後，各地民政部門也就按照自願婚檢原則進行婚姻登記。
婚檢自願後，婚檢率急速下降。衛生部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婚檢率不到10%，個別地方已不足1%；與此相對的，新生缺陷兒比例卻在攀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提交了“關於恢復強制婚檢”的議案。來自天津、北京、遼寧、山東等地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紛紛指出，取消強制婚檢弊大於利，會造成新生缺陷兒增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代表和委員絕大多數來自醫療衛生界。
而在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民政工作分析會議上，民政部部長李學舉表示，取消強制婚檢後新生兒缺陷率升高只是一種“傳聞”，並無實在依據——據調查，取消強制婚檢前後，新生兒的缺陷率在正常波動範圍之內，婚檢跟新生嬰兒缺陷率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繫。
當衛生部與民政部在婚檢問題上意見不同之時，地方政府也在進行一些新的嘗試。
2004年11月南京市提出的免費強制婚檢的建議得到不少地方的響應，浙江舟山，上海市盧灣區、閘北區，重慶市渝中區等地開始實施“強制婚檢，政府埋單”。
2004年起，湖南省宜章縣試行將婚姻登記處設在當地婦幼保健院，兩部門聯合辦公。“準新人”要先接受免費婚檢諮詢，再進行婚姻登記。
不過，讓所有公民都享受免費婚檢，目前政府還沒有足夠的財力。
兩年前埋下的法律“地雷”
伴隨着強制婚檢爭議浮出水面的，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法律迷宮。其間不僅有全國人大立法和國務院立法的衝突，也有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衝突。母嬰保健法、婚姻法、婚姻登記條例以及各地的母嬰保健條例，存在着互相牴觸的地方。
婚檢始於20多年前，與計劃生育相應而生，起初並未在全國範圍內強制執行。婚檢變爲強制，緣於1986年衛生部和民政部聯合下發的《關於婚前健康檢查問題的通知》。
1994年，經國務院批准，民政部發布了《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申請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到指定的醫療保健機構進行檢查，並向婚姻登記機關提交婚檢證明。這是強制婚檢第一次成爲法律。
1995年6月1日起施行的母嬰保健法，明確規定“男女雙方在結婚登記時，應當持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者醫學鑑定證明”。
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雖然規定患有“醫學上認爲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禁止結婚，但沒有明文規定是哪些疾病。
2003年10月1日起實施的《婚姻登記條例》，則取消了先前關於強制婚檢的規定。
當時就有法學專家指出，在新的婚姻法對婚檢沒有任何規定的前提下，也就沒有所謂“後法優於前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問題，又由於母嬰保健法和《婚姻登記條例》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關係，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所以，“凡是在實行婚前醫學檢查制度的地區，都應當適用母嬰保健法。從法理上講，強制婚檢實際上一直存在的。”
事實上，民政部當初起草《婚姻登記條例》時，的確沒有遵循母嬰保健法的相關規定。據民政部婚姻登記處官員介紹，2003年修訂《婚姻登記條例》主要依據的是婚姻法，就婚姻關係來講，婚姻法的效力要高於母嬰保健法，所以，“婚檢問題應當適用婚姻法，而不應適用母嬰保健法。當時如果考慮與母嬰保健法的一致性，肯定會保留強制婚檢的條文的。”
但隱患從此埋下。兩年後，黑龍江修訂《母嬰條例》時，踩上了這顆法律“地雷”。
國家行政學院應鬆年教授分析，黑龍江的《母嬰條例》作出和上位法——母嬰保健法一致的規定，符合法制統一的原則，但立法法還規定，“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這意味着黑龍江的地方立法不得與《婚姻登記條例》這一行政法規的內容相牴觸，從這個意義上，黑龍江的《母嬰條例》又不得保留強制婚檢的內容。
北京大學法學院姜明安教授認爲，從本質上講，政府對公民進行婚姻登記是一種行政許可行爲，《婚姻登記條例》已經設定行政許可事項範圍，省級政府增加“強制婚檢”內容，也就是增設新的行政許可事項，不僅違反《婚姻登記條例》，也違反行政許可法。
“我們修訂這部地方性法規時，是完全遵照立法法和人大的立法程序進行的，並且我們在頒佈實施的同時就已經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而全國人大並沒有行使撤銷權，也沒有任何信息的反饋。”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新聞辦主任姜洪波對於目前的困局持觀察態度。
如何化解這一立法尷尬，姜明安教授認爲，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進一步明確對婚檢的態度，要麼維持母嬰保健法規定的強制婚檢制度，修訂與之相違背的條例，要麼對母嬰保健法進行修訂，取消強制婚檢制度，或者修改婚姻法，明確自願婚檢。
應鬆年教授還認爲，國務院以及有關國家機關今後在出臺新的法規、規章時，應考慮到與上位法的一致，對於一些不適應實際要求的上位法，要等其修改以後再出臺法規、規章，“否則，即使有好的立法意願，也未必能達到好的立法結果。這種法律打架、執行部門處於兩難境地的情況要儘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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