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淳老人  耿淳與其勞工戰友(前兩排)以及日本律師們(第三排)合影 他曾在祖國的戰場上率領連隊與日本鬼子刺刀見紅
他曾在勞工營率領數百弟兄舉行過自殺式的暴動
他曾在橫濱國際法庭憤怒地指控過日本戰犯
如今他又不斷地走向日本法庭爲中國勞工申冤
他是世界上與日本軍國主義鬥爭時間最長、最頑強的一位老人
新聞故事
官司打贏了，但他直到今日拒不領取那筆補償金。91歲的耿淳，是當今世界上堅持與日本軍國主義鬥爭時間最長、最頑強的一位老人。
當年，他曾率領着連隊，與日本侵略軍血戰在沙場；他曾像斯巴達克斯那樣，率領數百奴隸般的中國勞工，暴動在日本花岡；50年後，他又率領倖存的中國勞工，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狀告當年殘害中國勞工的日本企業“鹿島建設”。
這一輩子，他是怎樣與日本軍國主義鬥爭的？日前，在北京，在日本律師團與中國勞工的座談會上，記者採訪了耿淳。
(一)血刃敵寇，失利在沙場
耿淳，河南襄城人，讀過5年私塾，家裏開有一個小茶店。後來，鬧土匪，茶店被燒，耿淳淪落成街頭買賣舊書的小攤販。流經他手的書，他都要閱讀，從中學到了不少的東西。“七七事變”時，耿淳已是國民黨15軍64師一名軍官。日本鬼子到處燒、殺、搶、淫，作爲軍人，耿淳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與之決戰。
1937年8月，部隊北出雁門關，截擊企圖向中國西部長驅直入的日軍。那年，耿淳23歲，任排長，就在出徵的路上，他被提升爲中尉。兵到山西懷仁縣，部隊與日軍遭遇。雙方一場血戰後，部隊撤至新口，隨即發起了新口戰役，消滅了大量日軍。那一場惡戰，雙方的人幾乎都拼光了，耿淳始終戰鬥在陣地前沿，左手抓着小旗、右手握着戰刀的日軍小隊長三屋俊武，就死在他的面前。
1944年，耿淳已是上尉連長，奉命防守洛陽。5月份，日軍重兵攻打洛陽，由龍門一線向西下池攻擊，耿淳的5連恰巧守在這裏。戰鬥一開始，日軍即以重火器和5輛坦克車向耿淳的陣地猛烈進攻，雙方的炮火，從拂曉一直打到下午。下午5時，守軍向邙山嶺轉移，耿淳所在的營奉命掩護全師撤退。戰鬥打得非常激烈，耿淳率戰士奮力殺敵，陣前敵屍累累。戰鬥越打越殘酷，守城部隊雖有空軍助戰，可惜不能與陸地協調配合，以致全局失利。耿淳所守陣地，遭敵重創，傷亡慘重。打到最後，耿淳腹部被擊穿，胳膊、臀部多處掛彩。突然，又有一發炮彈炸響在他身邊，他昏了過去。
耿淳說，當他甦醒後，發現自己成了敵人的戰俘，頓時心如刀絞。與日本鬼子鬥，這是他遇到的第一個重大挫折。
(二)反抗暴行，拼死要尊嚴
兩個月後，即1944年7月，傷勢稍好一點的耿淳，被日本兵押往青島，上了一條海船。船上300名中國人，都將運到日本做勞工。汽笛一響，船離岸，300名勞工哭天喊地。
爲躲避美軍的襲擊，船在大海上繞行七天七夜。日本兵怕勞工們暴亂，把所有勞工關進船艙，爲防海水進艙，還在外面蒙上防雨布。盛夏時節，艙中悶如蒸籠，人們紛紛中暑，幾天內就死了3人。
耿淳出面與日本兵交涉。看到他軍銜最高，日本兵讓他出任勞工大隊長。耿淳把300人分成9個小隊，還特別分出了老人班和小孩班，讓他們得到應有的照顧。他對大家說：“弟兄們，千萬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堅持，相信就還會有活着回來的那一天！”勞工們安靜了下來。
後來，在日本花岡作業所，勞工的人數陸續達到980多人，耿淳仍然是大隊長，是勞工們的主心骨。
作業所裏，日本監工棍棒之下，中國勞工淪爲奴隸社會中的那種奴隸。起初，人們還能見到一點糧食，到後來，吃的只是一點橡子麪做的小窩頭和蘋果渣。不少人被餓死，有些人餓得喪失了理智，偷吃死老鼠和火化時死人身上被燒焦的肉。然而，乾的卻都是牛馬活，即使是冬天飄着大雪，勞工們也要趟着水挖溝。冬天從來不發禦寒的衣物，勞工們想辦法把水泥包裝紙纏裹在身上，卻遭日本監工毒打。勞工劉澤玉偷偷溜到後山拔一點野草吃，被日本監工發現後用木棒打，用火燒……
勞工的骨灰盒在一間小木屋裏越碼越高。每日夜晚，耿淳要到那個小木屋裏坐一會兒，爲那些亡靈偷偷燒上一炷香。勞工們瘦得如同一把乾柴，死亡的人數每日遞增。人們熬不住了，紛紛要求大隊長暴動。而耿淳又何嘗不想大幹一場呢？他雖爲大隊長，同樣是奴隸，日本人毆打、屠殺他的同胞時，不允許他說半個不字，有淚只能往肚裏流。作爲軍人，他深知暴動的後果，勞工們赤手空拳，弱不禁風，哪裏搏得過日本軍人？況且在這四面是海的孤島上，暴動，無異於自殺。因此他忍着，總希望還會把一些人的生命留下來。然而，有件事，終於使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天，一位名叫薛同道的勞工病了。此人23歲，原是八路軍戰士，身體很棒，如今卻已病得走不動路了。耿淳說：“別上工了，去病號房歇着吧。”薛同道說：“大隊長，還是讓我上工吧，病號房裏口糧減半，更活不了呵。”
當天，收工的路上，薛同道眼前一黑栽倒了。不知過多久，他醒過來，眼前一位朝鮮老媽媽正看着他，遞給他一個小米團。他剛接過小米團，日本監工衝過來，一掌打掉米團，一腳踹在他臉上。
回到駐地，薛同道被拉進一間木屋，幾個監工圍成一圈，一齊毆打薛同道，木棍、鐵棍、皮靴，薛同道被打得滿地翻滾，屎尿橫流。監工們大多是戰場上回來的日本老兵，出手極狠。最後，一個監工拿出一條獨特的“鞭子”，僅幾下，便把薛同道打得昏死過去。勞工們的眼睛都氣紅了，有人小聲告訴耿淳：“大隊長，你看他拿的是什麼？那東西是用牛的生殖器編的，名叫‘牛陽鞭’！”耿淳細看，發現那東西果然是不同尋常，不由勃然大怒，士可殺不可辱，想不到日本鬼子竟拿這東西殘害中國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不想再活了，決心要轟轟烈烈地幹它一下子，讓日本鬼子看看，中國人命可以不要，民族尊嚴不能丟！
當天夜裏，耿淳又去骨灰棚裏上香，他默默地坐着，碼得高高的骨灰盒突然嘩啦一聲倒下來，他覺得這是難友亡靈們也在催他下決心。於是，他決定發起暴動，衝出這座牢籠。他對勞工們說：“怎麼着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勞工們一呼百應。平時監工從不允許勞工們扎堆兒，耿淳藉助抽菸對火的機會，將大家聯成一個堅實的整體。勞工中成分複雜，平時也有矛盾，但在拼死一戰，力爭民族尊嚴的問題上，絕大多數人態度一致。
耿淳與幾位骨幹制訂了詳細的暴動計劃，其具體過程是，殺掉日本監工，集體奔向大海，若有船，便儘快地漂到海上去；若沒船，就與追兵血戰一場，然後集體跳海自殺，再也不當奴隸。耿淳是軍人，深知這支毫無戰鬥力的隊伍根本支持不了多久，別說難以到達海邊，就是到了海邊，也難找到船隻，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死亡。因此他告訴每一個暴動骨幹：準備好自盡的傢伙。當年，斯巴達克斯帶領奴隸起義是爲了逃生。如今耿淳率“奴隸”們起義，僅是爲告訴後人：多少年前在日本，曾有數百名中國漢子不堪侮辱，在花岡這個地方集體自盡了。
暴動時間，定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時。然而就在當晚，耿淳突然宣佈要更改暴動時間，原因是他從侍奉日本監工的小勤務員那裏得知，6月27日晚上值班的，正好是平日裏同情勞工的“老頭太君”和“小孩太君”。以往，“老頭太君”單獨帶工時，常對勞工們說：“你們肚子餓，小小幹活行。”碰上有人擡沙石摔倒在泥水中，他會說：“你的亞米斯(休息)。”而掌管着糧食大權的“小孩太君”，有時會多給大家一點口糧。暴動是在黑夜，黑暗中難免會傷了他倆。於是，爲了避免傷害這兩個比較有良心的日本人，耿淳毅然決然地將暴動時間推延三天。這要冒有多大的風險！3天時間裏，700多人中只要有一人泄密，暴動就會失敗。“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死亡線上掙扎的中國勞工們，僅爲這兩個人對他們的些許同情和關照，便把死亡的危險留給了自己，這是何等的胸懷！
6月30日，較量開始。20名精選出來的突擊隊員，乘夜衝進監工住房，棍棒齊下，當場就砸死3個罪大惡極的監工及一個漢奸。可惜事先沒將窗戶守牢，5個監工越窗跳跑，除一人被打死外，其餘都跑掉了。
整個礦山頓時大亂，到處拉響警報。沒有吃飯的時間了，耿淳趕緊集合隊伍出發。
700多名內心充滿仇恨、飢餓得幾近瘋狂、並且是完全絕望了的人，一旦打開枷鎖，衝出牢籠，將會變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洪流，沖垮他們一路所經過的所有村莊。然而，勞工們卻井然有序地穿行在夜色中，沒有驚擾一戶人家，只因大隊長耿淳事先曾對大家說過：“不許進民宅，日本老百姓無罪，不能傷害他們，尤其是不能傷害婦女和兒童，不能讓人家說我們中國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個光榮！”
深夜中，勞工們衝上附近的一座獅子山時，隊伍就被衝散了。山下數萬人前來圍剿，勞工們用鋼鎬和鐵鍬和敵人拼命，累得精疲力竭。他們想搬石頭砸敵人，石頭沒抱起來，人卻栽倒在地。最後，他們甚至連自殺的力氣都沒了，紛紛被俘。耿淳預備自殺用的尖刀不知掉到了哪裏。此時四周響起一片“活捉耿淳”的喊聲，耿淳躺倒在地，解下了一條裹腿帶，一頭拴住樹根，一頭套在腳上，中間一個活套勒住自己的脖子，他用力一蹬，活套越勒越緊。然而，就在他即將斷氣時，敵人抓住了他。這是耿淳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匪首耿淳被俘”，當地報紙登出頭號新聞。當所有的勞工在花岡的一座廣場上罰跪3天3夜時，耿淳在牢房中被嚴刑拷打，幾度暈死過去。儘管如此，耿淳仍一口咬定：“我是大隊長，事情都是我做的。”
時過不久，耿淳被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以殺人主謀罪被判處死刑。耿淳不服罪，但也不上訴，他早已做好一死的準備。後來，秋田法庭“開恩”，改判耿淳無期徒刑。日本鬼子斷定這個不肯屈服的中國人必將死在他們的牢獄之中。他們萬沒想到，較量不僅遠未結束，這位中國人不久又重返法庭，成爲指控日本戰犯的重要人證。
(三)爲和平誓與軍國主義較量終生
日本戰敗後，監工與勞工，地位大翻身。花岡作業所的幾大監工，作爲戰犯被押上日本橫濱軍事法庭。
回國養傷的耿淳，1947年9月重返日本，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控訴監工們如何殘暴地虐待被強迫淪爲勞工的中國戰俘。
最後，法庭的審判結果是：判處花岡作業所所長河野無期徒刑，判處花岡作業所中山寮寮長伊勢、監工福和清水絞刑。
戰後，耿淳回老家當了農民，他的事蹟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但是，日本秋田縣的老百姓們卻沒有忘記“花岡事件”的勞工們。他們感恩於暴動後的中國勞工當年秋毫無犯於當地的民衆，深深感到日本人對不起這些中國人，1953年7月，他們主動把部分中國勞工的遺骨收集起來送回中國，安放在天津。在他們的眼裏，耿淳無疑是中國人中的英雄。
1985年，耿淳已是71歲的老人。是年9月，他在《參考消息》上偶然看到這樣一條新聞：二戰期間日本秋田“花岡事件”倖存者劉志渠等4人，現向鹿島組(現稱鹿島建設)提出賠償要求。劉志渠，勞工病號房裏的看護，耿淳依然記得他，當年是耿淳派劉志渠去幹這一工作的。過去這麼多年，還能向日本人索要賠償嗎？如有可能，一定要替那數百名死難的戰友討個說法。想到此，耿淳當即書信一封，寄給戰後定居在日本的劉志渠。
時隔不久，劉志渠便帶着日本作家石飛仁，到河南襄城縣拜訪耿淳。難友相見，分外激動，劉志渠告訴耿淳：“鹿島建設如此殘酷地迫害我們，我們有權向他們討還血債，向他們索要賠償。”作家石飛仁曾專門寫過一部再現花岡起義的書，名叫《花岡蜂起—中國人強制聯行》。他對耿淳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非常感興趣，爲收集耿淳的材料，在日本他連監獄長都找到了。如今見耿淳還活着，他很激動，回日本立即發表一篇《耿淳健在》的文章，在日本秋田引起轟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現一個由教師、律師、醫生和部分旅日華僑組成的、名叫“中國人強制聯行思考會”的社會團體，專門調查和研究戰爭期間中國人被擄到日本強制勞動和遭受殘酷虐待及屠殺的內幕，“花岡事件”是他們調查和研究的重點。這是一個充滿正義的、主張中日友好的左翼組織，他們在大館市十瀨野公園裏，爲“花岡暴動”的勞工們樹立了一座高5米、寬1米的“中國殉難烈士慰靈碑”，每年6月都要在碑前舉行隆重的“靈慰祭”活動。
1987年6月，耿淳應這個組織的邀請，第三次踏上日本國土，祭奠花岡死難勞工的亡靈。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當作是朋友，看作是英雄。當年的“小孩太君”越後谷義勇聞訊趕來，在這恩人面前，他雙手掩面，失聲痛哭，當衆向耿淳鞠躬，表示內疚和敬意，然後寸步不離地跟着耿淳，惟恐耿淳遭到右翼分子的襲擊。
見到那座紀念碑，耿淳不由老淚橫流：40多年了，鹿島建設欠下中國勞工的這筆血債何日才能清算？日本朋友告訴他：“中國勞工若想打官司，我們可以提供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幫助。”耿淳當即表示，只要有機會，就一定要向鹿島建設討還血債。
回國後，耿淳聯合其他倖存的勞工和部分死難者家屬，成立了“中國勞工花岡事件受難者聯誼會”。
1988年12月，耿淳以“聯誼會”的名義，向日本鹿島建設鄭重提出了三項要求：一、必須鄭重地向中國勞工謝罪；二、要在中國的北京、日本的大館各建一座紀念館，讓後人永遠牢記這樁慘案，永遠不再發動戰爭；三、鹿島建設必須付以經濟賠償，花岡作業所986名中國勞工，每人五百萬日元。中國政府雖然在1972年與日本政府簽訂《聯合聲明》中，宣佈放棄了國家間的戰爭賠償，但耿淳認爲，這種“放棄”不包括中日雙方民事間的戰爭索賠，因此，中國勞工有權向鹿島建設追討當年在精神和肉體上所遭受的巨大損失。
“鹿島建設”的態度十分強硬，拒絕接受後兩項要求。耿淳怒不可遏，1995年12月20日，他毅然走向日本東京地方法庭，繼1947年審判戰犯之後，再次把鹿島建設推上了被告席，與日本軍國主義開始了第三輪的較量。
然而，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法官圓部秀穗，根本不考慮中國原告的利益，庭審中途突然極其粗暴地終止了審理，受害者明明是中國勞工，卻要判中國勞工一審敗訴。這是耿淳在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中，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挫折。
一審敗訴。耿淳拒不承認這是中國勞工的失敗，而是大聲抗議說：“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軍國主義死不認錯的再次體現。”
1998年5月，爲勞工們打官司的日本律師團團長新美隆率衆飛到了北京。官司是否繼續打下去？在一座賓館裏，新美隆聽取耿淳等勞工代表的意見。耿淳說：“我們的決心永遠不變。狀告鹿島建設，索要賠償並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奪回我們的尊嚴，讓鹿島建設在全世界面前鄭重地向我們道歉。現在我聲明：官司若是我們幾個先打贏了，賠償的錢我們一分也不拿，花岡慘案中986名勞工中只要有一人沒拿到這筆錢，我們就永遠不動它。大家同意我的意見，請舉手。”在座的幾名勞工代表刷地舉起了右手。老人們雖然都已經很老了，但那一身正氣，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幾位日本人。
回國後，律師新美隆替中國勞工把官司上訴到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此時耿淳走路都得需要別人攙扶了，但他不服老，說哪怕只剩一口氣，也要和日本軍國主義鬥爭到底。
從1998年7月開始，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先後開庭6次，到第7次時被告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要求和原告庭外協商以求和解。雙方談判十餘次，最後，2000年11月2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開庭宣判：以耿淳等11名被日本侵略者綁架的中國勞工倖存者爲原告和以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爲被告的花岡事件訴訟歷經十餘年達成和解。
在原告和被告雙方達成的和解書裏，當事者雙方再次確認了1990年7月5日發表的《聯合聲明》。在《聯合聲明》中，鹿島建設公司承認中國勞工被強徵並強迫勞動的歷史事實，並且認識到所負有的責任，向中國勞工倖存者及遇難者遺屬表示深切的謝罪之意。根據業已成立的和解方案，鹿島建設公司將在2000年12月11日之前，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向所有花岡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5億日元的補償款。中國紅十字會將以這筆補償款作爲“花岡和平友好基金”進行管理，並設立一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運營委員會”。
官司有了結果，先後有200多名勞工及其家屬領取了補償金———人民幣每人兩萬元。但是耿淳卻堅決反對，直至今日，拒不領取補償金。他說：“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向中國勞工支付5億日元說是‘捐出’，而不是‘賠償’，這說明日本鹿島建設過去是兇狠殘暴，現在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中國勞工不稀罕他們的‘捐出’，只要他們認罪和帶有認罪性質的賠償。”
如今，耿淳已經91歲，生活狀況並不是太好，但他仍然拒絕領取那筆補償金。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呼籲人們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他說：“日本政要不斷地祭拜靖國神社，說明在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再看他們不斷地擴充軍費，變相地生產航空母艦，說明他們沒有記住過去的教訓，仍有擴張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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