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者孫淑蘭,女, 67歲,天津師範大學退休會計
我出生於 1938年正月,到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時候已經 7歲半,上小學二年級。童年時期的許多事,至今記憶猶新。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日本投降前那幾年最苦最難的日子。
當時的糧食及日用品配給票(1942年)
水災後的南門外大街(1939年)
百姓被迫獻納的廢銅鐵搬運堆積場( 1943年 2月)
寫着號碼的黑棉襖
我家原住在老城廂西側的鈴鐺閣大街,是一個大家庭,祖父祖母、父母、叔嬸以及我們一羣孩子,共住一套完整的四合院。房產主要是祖父與人合夥做生意掙下的家業,但日本鬼子來了以後,兵荒馬亂的,生意已經沒法做了,就靠我父親在郵電局裏工作養活一大家人。我們的家境在戰前應該算是比較殷實的了,到了日本投降前尚且過着那種飢寒交迫的生活,更可想而知城市底層的老百姓的生活該是怎樣的悽慘景象。
我出生的時候,日本人佔領天津不到一年,不知是由於母親受了驚嚇還是別的原因,我從生下來就特別瘦小,幾歲大的時候還鬧過一陣脫肛的毛病。我記得,爺爺每每看到我犯病的樣子,經常是嘆口氣說:“唉,這孩子,趕上這年月,難成人啊……”我當時還不懂“難成人”是什麼意思,但小孩子在長身體的時候,在孩子的心目中,吃飯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讓我刻骨銘心的許多事情都與糧食有關。
我們大家在許多電影裏都看到過,日本鬼子下鄉搶糧食,搶不到,就殺人、放火,那會兒他們是真急眼了啊。城市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哪家有雞、有狗的,好幾年前就被“皇軍”給“徵用”了,其實就是讓他們給吃了。家家沒有隔夜糧,孩子大人都餓着,就盼着糧店開張賣那種“配給”的糧食。當時日本人操縱的漢奸政府規定:所有的小麥、稻穀、玉米,一律都要封存起來,作爲“軍用”,中國人一律不許吃,要是發現誰家吃大米、白麪,統統按照“通敵”處理。中國人只能吃統配給各糧店的那種“共和麪”,可是說心裏話,那哪叫糧食啊?!據說是用八種以上的雜糧混合以後磨成的,小麥等細糧肯定沒有,喂牲口的黑豆之類的東西肯定有,就這,裏邊還得混進很多土渣、石頭子之類,壓分量。我記得老人們管那叫“趴豆麪”、“狗豆麪”。再有,就是一些糧食加工殘渣性質的東西,比如酒糟啊、豆餅啊什麼的。酒糟不用說了,豆餅就譴蠖拐ビ鴕院笫O碌牟性菖┐宓睦舷縊擔舛饕話閌俏股詰模媚瓿梢燦杏美吹狽柿系摹;ㄉビ褪O碌模泄時暈⑷菀紫卵室壞恪H綣幸壞閿衩酌娉裕羌蛑本褪強蠡緦恕?#60;BR> 即便是這麼難吃的東西,也不是總能吃到。我有一次跟着大人去糧店買糧食,就親眼看到,營業員把撒落在地上的面渣子,連同地上的塵土一起,掃一掃,往糧食鬥裏一倒,又接着賣了,人們也照買不誤。那時候人們大概都不懂得什麼叫“牙磣”了。當時人們買糧食,都是深夜就起來,到糧店門口去排隊,一個人盯不下來,就一家人輪流排隊。爲了防止出現排隊糾紛,人們就自發組織起來,用大白粉在每個人的棉襖上寫個號碼,如果家人來替換,必須把那件寫着號碼的棉襖換下來給新來的人穿上,這纔算數的。我記得很清楚,爺爺、爸爸、叔叔、哥哥們,都穿過這種寫着號碼的黑棉襖,在糧店門口一凍就是半宿。
爲了給弟弟熬一碗米粥,舅舅差一點被日本兵捅死
1942年,我弟弟出生了。那個年頭出生的小孩,體質之弱,可以想象,生下之後,大病小病就沒斷過。 1歲多的時候,有一次發高燒,燒得抽風,家裏沒吃的,就是有,也只是那種“趴豆麪”、“狗豆麪”,給病孩子吃下去,還能有個好嗎?媽媽把這個難處告訴了家在城外的舅舅,舅舅還真有辦法,不知從哪裏弄到了半斤大米,可是,如何把這半斤大米帶進來,成了大問題。
前邊說過,中國人一律不準吃大米白麪,發現誰家有這東西,以“通敵”論處,也就是抓進所謂“紅衙門”裏。凡是進了“紅衙門”的,沒有一個能活着出來。家裏有錢有門路的,花錢打點,可以把屍首贖回來,沒錢沒門路的,連死屍也找不回來,八成就餵了狼狗了,那年頭鬼子餓,鬼子的狗也餓。要是在卡子口發現誰帶着米麪細糧,就更簡單了,當場拿刺刀挑死!
那一次,我們家可是受了一場大驚嚇。舅舅是中午時分到我們家的,到了家,腿一軟,撲通就坐在地上起不來了。過了好半天,才哆嗦着把棉袍大襟解開,又解下里邊扎的布腰帶,那條腰帶看上去跟普通的腰帶也沒有大區別,其實是個極細的小口袋,裏邊裝着那救命的半斤米,倒出來也就一把,那是舅母頭天夜裏趕製出來的。舅舅回過神來,慢慢講述說:“過卡子口的時候,可把我給嚇壞了。平時都是幾個僞軍站崗,那天不知怎麼回事,多了兩個鬼子,鬼子揹着槍像根木樁似的站着,兩個僞軍檢查過往行人。結果,前邊有一個鄉下人,大概是不知道這兒的規矩,挎着個籃子,裏邊有半籃玉米豆,給翻出來了,好傢伙,這還了得,那原本像木樁一樣站着的鬼子,像踩上電門一樣,上來一槍托就把他砸翻在地上,刺刀就離他的鼻子不到一寸遠,嚇得那個鄉下人連動彈都不會動彈了,就那麼傻愣着。後來是僞軍把他抓進崗樓去了,也不知道死活。他那隻不過是玉米啊,要是大米,肯定當場刺刀挑死啊,嚇得我汗都下來了。可是一想,現在扭頭回去,準得讓人抓住,還不如干脆心一橫,聽天由命吧。幸虧僞軍搜得不細,這才混過來。”
因爲被迫給鬼子捐銅捐鐵,差點把我家的鐵門拆走
除了吃飯,印象最深的還有捐銅捐鐵事件。那時候肯定是日本鬼子在戰場上撐不住勁了,沒有足夠的銅鐵來製造槍炮彈藥,就在老百姓身上動腦筋。當時要求每人每月交一斤銅或者二斤鐵。我家的後院門當時是一扇鐵門,估計有二百多斤重,漢奸保長看見了,就打起了這鐵門的主意。
那時候的天津衛,亂極了,尤其是城西頭那一帶,日本兵、僞軍、特務、混混兒“雜霸地”,到處都是。那些地痞流氓混混兒,三天兩頭在我們這種戰前日子還過得不錯的老實人家門口轉悠,有的時候還半夜三更上房,敲房頂,有時候隔着牆頭扔進包着石頭的紙條,上邊寫着“借糧”之類的要求,能把人嚇死。所以,我們一家人都明白,要是沒有後邊這扇鐵門,或者只是個木頭門,肯定擋不住那幫地痞流氓,三天就能給你踹開,天天沒事就上你這兒“借糧”。
漢奸保長天天來催要銅鐵,還幾次跟我爺爺說,把你們家鐵門換成木頭門,不就半年不用交了嗎?多省事?我爺爺當然不能聽他的。直到有一天,漢奸保長帶着幾個僞警察上門來了,還帶着警棍,推着小車,看樣子不拿點什麼他們是不會走的。最後被他們逼得沒辦法,只好把家裏幾個銅洗臉盆讓他們拿走了。沒有銅洗臉盆我們就用木盆,可是沒有做飯的鐵鍋就吃不成飯。到後來,家裏的銅器鐵器讓他們搶得差不多了,就剩下鐵鍋和那扇鐵門了。我聽我爺爺說:“寧可把鐵鍋砸了,也不捐那鐵門!”我後來才明白,爺爺就是不願意把那麼多鐵送給鬼子去打我們中國人。
我 6歲上了當時省立中學的附小,當時三年級以上都要學日語,實行的都是殖民教育,還聽說將來都不許說中國話了。我們都不願意學日語,盼着日本人早點完蛋。結果,還沒等到我們學日語,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一晃六十年過去了,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這些,日本人也不應該忘記。聽說很多日本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不瞭解,有的還不承認侵略的錯誤,這不行,中國人有義務讓他們知道。
津門抗戰紀事
天津特別市第七區河東地道外、新市場等處因鐵路局擴充路基,拆除民房,人民無處棲身、民不聊生之慘狀( 1940年)
日本帝國主義強迫工廠聯合會獻納的戰鬥機照片( 1944年)
日本“北支派遣軍”機關報———《庸報》
日本帝國主義在天津實施其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爲徹底摧垮中國人民的反抗意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的反動措施。日軍扶植出版了由漢奸主辦的幾家報刊。長期爲日寇侵華大造輿論的《庸報》,還“榮升”爲日本“北支派遣軍”的機關報,大肆鼓吹日本帝國主義的“聖戰”和“共存共榮”的無恥論調。
1935年由茂川特務系統的臺灣籍特務李志堂主持,收買了天津的《庸報》。當時《庸報》社長董顯光、總經理蔣光堂將報館全部資產以 50000元的代價賣與日本人。日本特務機關就利用《庸報》進行反共、親日的反動宣傳。
“七七”事變後,日本大舉侵佔華北的部署迅速完成,爲配合軍事侵略,日本軍部決定由《庸報》承擔“聖戰”宣傳任務,爲此特派大矢信彥接辦《庸報》,使之成爲“北支派遣軍”機關報。
1944年,日本爲集中力量支撐戰局,將華北各大城市報紙統一交由中國人代辦。於北平成立《華北新報》總社(由《新民報》改組),漢奸管翼賢兼任總社社長。各城市成立《華北新報》地方分社,天津則將《庸報》改組爲《天津華北新報》,成爲由漢奸出面代替日軍掌管宣傳工具的局面,直至日本投降爲止。
“獻銅、獻鐵、獻金”運動
日軍大搞“獻銅、獻鐵、獻金”運動。當時僞政府明令:上自軍政要員,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是幼稚園的孩子們都要參加此項活動。規定:所有公署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員,凡薪給在 519元以上者一律按原薪額三成爲一次“獻金”;各公私學校,所有校長及教職員按薪俸的 1%獻納,專科以上學生每人獻納 1元,中等學生每人獻納 5角,小學生及幼稚園學童每人獻納 1角;凡本市居民均應獻納,以一人 1元爲最低額。漢奸們狗仗人勢,把老百姓家裏的銅鎖、銅盆、銅鍋都搜刮一空,獻給日軍做子彈、炮彈。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七師團佔領期間,共搜刮銅 60多萬公斤,鐵 41萬多公斤,錫紙 1.5萬多張。此外,還掠走鐵質水井蓋 3083個。總計金額達 392.6萬元。
食品配給制度
爲確保軍糧供應,日本侵略者對天津人民所需食品實行配給制度,將大米、白麪充作軍用,以雜合面配售給居民,還不能完全供應。一些人長期吃這種糧食,造成消化系統疾病,大便拉不出來,腹痛得在地上打滾。廣大人民羣衆食不果腹,凍餓而死者不計其數,其悲慘景象隨處可見。 1942年夏秋之交,糧食更加緊張,溫世珍夥同其他漢奸,把多年存放在糧庫的已黴爛腐壞的小麥、雜糧及軍馬都不食用的飼料,共約數萬噸,磨成混合面,配售給市民食用。奸商還要摻入沙土,其味既酸且苦,難於下嚥,吃後中毒致死者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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