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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今天發表文章認爲，全球進入戰略穩定期這一戰略態勢，構成了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穩定期的最大外部條件和推動力。雙方關係能否健康、穩定發展，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只要兩國都能以一個穩健的大國心態，從長遠戰略利益出發，中美兩國一定能夠克服有悖於時代精神的舊思維，建立戰略互信，開創兩國合作的新局面。
文章說，今年以來，隨着美國反恐戰略告一段落，美國對恐怖主義的注意力下降，中國重新成爲美國重點關注對象，美國國內再次掀起有關“中國威脅”的大討論，同時不遺餘力地採取相應舉動。美日將臺灣納入“共同戰略目標”，美國極力阻止歐盟對華軍售解禁，製造對華貿易摩擦、壓人民幣升值，美國防部發表高估中國軍力的報告等等。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儘管美國鷹派新保守主義勢力將中國看成是戰略競爭對手，但是，擁有決策權的布什總統還是傾向於將中國看成是合作伙伴，認爲中美在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與穩定；互利的經貿關係；反恐、反擴散、打擊有組織的國際犯罪等方面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
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戰略穩定期，一個突出的特點和表現就在於，當前的中美關係越來越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毋庸置疑，中美兩國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主要表現爲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臺灣問題上的分歧；美國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作爲一個正在上升的大國，雙方之間存在戰略上的猜疑。另外，中美兩國在經貿問題上也是摩擦不斷。但是，這些分歧和問題，經過雙方的努力，目前都具有很強的可管理性和可控性。
中美均需穩定環境
首先，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中美兩國都在謀發展，都把發展作爲第一要務。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和民族復興，只能靠自身的發展，舍此別無他法；美國要維持霸權國地位，最根本的途徑也是發展。要發展，就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雙方對此已經形成共識。對抗與衝突，只能在造成雙方兩敗俱傷的同時，使其他力量獲漁人之利。雙方都把本世紀頭二十年作爲戰略機遇期，努力發展自己，將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暫時放在一邊，加強溝通和對話，力圖通過發展自己力量，並且在發展中，爲未來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戰略決戰，創造條件，積蓄力量。
其次，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分歧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臺灣問題是兩國關係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美國長期在臺灣問題上持戰略模糊政策，以期獲得最大的戰略利益。但是，最近一兩年來，陳水扁在漸進“臺獨”道路上越走越遠，逐步加大推動實質“臺獨”和法理“臺獨”的力度。這顯然也損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多次在一些敏感時刻，一改戰略模糊爲戰略清晰。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訪美期間，布什總統公開批評陳水扁的言行是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並對此明確表示“反對”。今年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極大限制和約束了陳水扁搞“臺獨”的戰略空間。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多次出現了中美聯手維護臺海穩定的局面。
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另外，中美在經貿問題上的摩擦也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性。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美互爲主要貿易伙伴，兩國經濟互補性強，中美經貿合作並非此消彼長，而是互利雙贏的關係，前景廣闊的經貿合作使誰也難以忽視對方的存在。2003年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驟然升溫後，同年12月溫家寶訪美，兩國共同決定提高中美商貿聯委員會級別，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地發展，雙方一致同意在中美商貿聯委員會框架內成立六個工作小組，分別研究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美貿易救濟措施、農產品檢驗檢疫、紡織品貿易、知識產權和貿易額統計方法等問題。中美經貿摩擦的協商機制基本建立。今年以來，中美在紡織品貿易問題上摩擦不斷，儘管經過四輪磋商，仍未果，但這也表明雙方在處理經貿問題上堅持協商、溝通的基本價值取向。
最後，中美加強了戰略對話，中美在彼此戰略意圖上實現可管理性和可控性已初具雛形。今年7月下旬，美國國防部發表了今年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顯示出對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擔心。其實，美國很清楚，中國軍事力量與美國相差甚遠。他們擔心的主要是所謂“透明度”，即中國的戰略意圖如何。美國在對待中國經濟發展上的心態也是一樣。儘管中國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但在國際經濟格局中所佔份額還是很小的，對美更不會構成實質威脅。美國擔心的主要是，中國會將迅速增加的財富投向何處。中國變得強大以後，在看待地區和國際格局上有何轉變。而中國自從近代以來，今天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民族復興的曙光和希望，對未來中國崛起過程中，美國將扮演何種角色，自然也備加關注。雙方現已開始加強在戰略意圖方面的溝通與協調。8月初，中美雙方舉行了第一次戰略對話，爲中美兩國消除戰略分歧，實現機制化管理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全球化多極化成趨勢
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穩定期，是與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相一致的，同時也是其必然的要求。當前，全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戰略穩定期。全球戰略穩定指世界性國際體系內部各行爲主體的實力、權力分配結構和體系運行的整個規則制度處於一種不易改變的、相對均衡的、自我保持的狀態。
冷戰結束、雅爾塔格局瓦解，二戰後逐步形成的以兩極對抗爲主要框架的全球戰略穩定也不復存在。國際體系戰略穩定的力量結構基礎，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第一，美國成爲國際體系內唯一超級大國，助長了美國的擴張和干涉傾向；第二，地區衝突一度失控。兩極格局下，地區衝突基本上被納入到美蘇兩極對抗的軌道中，兩極格局瓦解，造成了某些地區的權力真空，個別國家地區霸權主義野心膨脹，挑起地區衝突；第三，各種國際戰略力量紛紛進行戰略調整，相互之間進行着劇烈的分化組合，俄羅斯對外戰略一度搖擺不定，歐盟、中國、印度、巴西等國也在迅速崛起。
經過十餘年的調整，全球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戰略穩定期。冷戰後，美國成爲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大國，一些美國學者認爲世界已經進入了美國的單極時代。但伊拉克戰爭表明，美國雖然有實力繞過國際社會做它想做的事，但美國卻沒有實力繞過國際社會做成它想做的事。另外，其他國家在權力系統中的地位不及美國，但並不受美國控制。事實上他們總是能制定並執行他們自己的對外政策。美國不可能強行推動自己想要的國際秩序。
建互信創合作新局面
此外，全球化、多極化成爲大趨勢。全球化使得國家間的各層面聯繫越來越緊密，各國之間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強，這促使各國更傾向於尋求合作而不是對抗。多極化使得大國競爭呈現複雜的局面，任何兩國間的對抗和衝突，都會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後果。這些因素都在促使全球各種戰略力量認清現實，避免過早戰略攤牌。全球也由此進入了在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都會保持相對穩定的戰略穩定期。
全球進入戰略穩定期這一戰略態勢，構成了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穩定期的最大外部條件和推動力。雙方關係能否健康、穩定發展，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北京應該保持謹慎，以防他更大的雄心與當前更現實的利益相沖突；美國也要小心翼翼，以防他的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因處理對華關係的戰術性失誤而受到危害。”只要中美兩國都能以一個穩健的大國心態，從長遠戰略利益出發，中美兩國一定能夠克服有悖於時代精神的舊思維，建立戰略互信，開創兩國合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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