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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國城市不再是十幾年前的了”
城管反映出的問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遇問題的集中體現
馬懷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行政法專家。
中國新聞週刊：今天我們看到的城管問題，是中國在城市化中遇到的特有問題？
馬懷德：應該說，計劃經濟年代，城市是好管的。那時有戶籍制度、單位制度、行政命令這些制度，比如一個外地人來北京，至少要辦一個臨時戶口。那時，經濟沒有那麼活躍，它需要不了那麼多外地人，也容納不了這麼多外地人，而人們的這種維權的意識、民主的觀念以及在經濟上要獲利的衝動都不如現在那麼強烈。
因爲經濟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在迅速地膨脹、增加，流動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現了新問題，這些新問題都是傳統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決不了的。用戶籍制度管，這些人都沒有戶口，用單位制度管，這些又都是流動人口，沒有歸屬，這些東西都不奏效了。
中國新聞週刊：現在有人提出，今天我們讓城管管的事，在國外通常是由警察來管的，我們爲什麼不讓警察來執行呢？
馬懷德：這個問題，我曾跟一位北京市的副市長在一個研討會上專門討論過。他當時說，這裏有兩方面的考慮，第一，有些事是警察該管的，但還有些事是警察沒必要管的，警察是一種具有強制力的、應該說最嚴格、最終的執法部門。因爲它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力，所以說對小商小販的指導、勸導這些都讓警察去做，警察可能會不堪重負，也不符合警察的形象；第二，如果這些事都推給警察的話，街面上到處走的都是警察，給人一個印象——這是一個警察國家。這個形象不太好。
中國新聞週刊：爲什麼在國外警察就管得了，也沒有給我們一種警察國家的印象呢？
馬懷德：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和國外城市化的巨大差異。第一，他們人口沒有我們這麼多。而我們現在要吸納、消化幾億農民的勞動力，面臨的人口基數差別太大。
在國外，城市管理、社會管理也不需要這麼多警察。這裏就是城市管理的配套的根本思路問題了，你是疏，還是堵。比如，人家就允許在週末或某個時段讓無照商販進行市場交易，劃定一定的範圍。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堵的方式，只要有無照商販就全部取締，別在我這個區域內出現，至於這片的居民是不是需要這種服務，這些商販的生存問題，都不在考慮之列。
中國新聞週刊:你的意思是，這些問題，單靠城管也是解決不了的？
馬懷德：我們現在城管的這些權力，比如北京城管的285項行政執法權，只是完整的執法權力中的一段，或者說末端的權力，就是處罰權。前面的管理權它是沒有的。比如商業部門負責商業網點的佈局，城管只負責取締，沒有執照就取締。但有時候這種佈局可能就不合理，比如這裏原來有商業網點，在開發商開發房地產用地之後，這些網點都拆了、賣了，無法滿足這些社區的消費需要。這就會出現遊商、無照攤販，城管又只負責取締，這樣就必然會出現衝突。
中國新聞週刊：按你的看法，現在城管的權力，是應該擴大，還是收縮？
馬懷德：今天城管難就難在這兒。它的權力很模糊。它管的事非常瑣碎，又有一定的風險，卻沒有專門立法依據。執法底氣不足，社會評價也不高。其他部門都不願意管的事，都推給城管。而有些事城管已經管起來了，有些部門又想拿走，又沒有什麼方法阻止。比如，在北京打黑車，最早城管不管，後來市政府統一把打黑車交給城管。過了一段時間，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又在管這事了，就變成了兩家部門都在打擊黑車。而交委會是有法律依據的，我給你的職權是政府臨時劃給你的，我隨時可以要回來。
現在城管成了矛盾的焦點，但它反映出來的問題還是城鄉差別問題。它集中體現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說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問題、醫療問題??這些問題城管解決不了，他們只是聽從命令上街去執行的人，城管的力量是有限的，全北京市也就四五千人，而北京市的警察有四萬多人，但城管承擔的責任不比警察少太多。
中國新聞週刊：我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是該更注意效率，還是公平？
馬懷德：我覺得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觀念要變，不能爲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你看不慣的東西都趕出城外。這可能達到了城市整潔、文明、花園城市的要求，但實際上又失去了很多，失去了老百姓需要的便民的服務或者不同層次的消費的要求，讓一些本來在這兒就業、維持生計的人失去了市場。而且，可能一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所以城市管理者要承認現實、面對現實，因爲現在面對的現實不是十幾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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