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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方走到最後一步
回想1997年東京地方法院對中國民間訴訟第一案的判決，中國對日細菌戰訴訟團團長王選頗多感慨：“那個判決在日本被形容成‘閉門羹’，從一開始法院不受理，到後來法官只用了十多秒鐘就宣佈了判決結果並匆匆離席，實際上的用意是想把中國受害者堵截在法庭門外，以杜絕他們對自己權利產生要求。”王選說，“只要大門一被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事實認定、“時壁”門一道道被打開，“今天中日雙方都走到最後一步了，用請求權放棄來抵擋是日本的最後一張牌；對於中國的原告來說，大批的原告年事過高紛紛謝世，戰爭親歷者的逝去將使訴訟最終消弭。”王選說，細菌戰訴訟團的180名原告已經有55人去世，他們都是細菌戰的直接經歷者和受害者。
對決時刻已經到來。
五十年前的黑暗現實被掀開了
歷史肯定會將這些鏡頭定格：
1995年，鬚髮皆白一身瘦骨的耿諄將一份厚厚的起訴書遞交到了東京地方法庭，狀告日本企業鹿島公司的迫害和強制勞動；
1996年，中國律師康健，一手牽一個小腳的中國老婦走下東京機場的舷梯，她們是站出來狀告日本政府的慰安婦。面對閃爍的照相機、攝像機，康健附在緊張得渾身冰涼的老人耳邊悄悄說，他們是記者不是鬼子，不用再怕他們了。
1997年，王選一身青衣站在日本東京地方法庭上，發出了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的聲音：“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勞工、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731部隊人體實驗、毒氣彈、細菌戰……一樁樁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實，在中日戰爭結束五十多年後被重新提起，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成爲被告被推上了法庭。
“我們的對日訴訟就像炮彈爆炸一樣，一下炸了起來，把五十年前日本戰爭犯罪的黑暗事實全都給掀了起來。”康健說
“歷史有時候是看得見的。”王選說她看見了活生生的歷史，這歷史就是由一個個勞工、慰安婦、鼠疫感染者、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的倖存者的悲慘經歷拼接而成的，傷口還沒癒合，鮮血仍在流淌，它不容篡改，不容抹殺。
“戰爭索賠洞開了一扇門，通過這扇門將日本侵華戰爭後許多遺留問題都顯露了出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認爲，“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因此有了現實感。大家才發現在戰爭時期竟然發生過那麼悲慘的事，而它們一直遺留到今天，使歷史問題成爲一個社會現實問題。”
中國人晚到了十多年
1991年8月東京召開了《亞洲太平洋地區戰後補償國際論壇》，參加會議的亞洲戰爭受害者公開要求日本對他們進行賠償。這一年裏，韓國的受害者在日本的法院提起了7件訴訟。1996年，日本全國律師協會號召律師們幫助亞洲的戰爭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索賠訴訟。當時的日本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就是後來的細菌戰訴訟日本律師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至此亞洲各國包括一些歐洲國家提起的訴訟達八十餘件。
中國人相比韓國人、菲律賓人來晚了十多年，但中國人一旦來了便勢如潮涌不可遏制。
相比日本的右翼勢力，日本和平運動是一股非主流的力量，但正因爲有這股力量的存在，在日本屢次修改歷史教科書、日本首相一次次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傷害亞洲人民感情的事件中，讓人感受到正義良知的光彩。
“每次參加活動都是要捐款的，一個信封從前面傳到後面再傳到前面，每人按照自己的意願往裏放錢。捐款不留名。最後會議主持人宣佈本次會議募捐到多少錢。律師到中國實地調查費用、受害者到日本出庭的費用、製作宣傳物、組織集會、辦展覽的費用都是這樣捐出來的。”每每說到這些，康健都爲日本市民的默默無聲的支持而感動不已。
“開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讓旁聽席儘量坐得滿一些，要顯得‘人多勢衆’，這樣就要四處去聯絡人，東京地方法院最大的一個法庭，有76個座位，按理每次至少需要有40-50人來參加旁聽，這些人都要一個個找來；開庭後有人把寫着標語的牌子發給每個人，兩塊標語牌用繩子連在一起，掛在脖子上，身前身後都是標語，於是開始遊行；大雨天，傳單發完了，他們就特高興，當我想請他們吃頓午飯時，一轉眼他們卻都不見了。”王選說，這些人有教師、有律師、有家庭主婦，也有學生，正是這些日本民衆的數十年默默努力，才使戰後補償的星星之火成爲燎原之勢。
孤獨的民間力量
面對日本，這羣人有一個統一的名字：中國戰爭受害者。但在中國他們沒有經費，沒有組織，甚至不能註冊成爲一個民間團體。他們各打各的官司，互相之間沒有攜手成爲一個整體，他們是孤獨的一羣。
在多年的採訪中，記者接觸了不少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原告們，感覺他們在國內得到的支援很少，倒是日本律師免費爲他們打官司，提供了很多幫助。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原告們曾給記者寫信，信中說：“有人說我們這些人是‘活化石’，70歲以上的佔84.4%，每年要死去20人左右，十年後大約只會有三分之一的人生存。我們生活貧困得多，到東京來訴訟很困難，能否代爲尋找免費的住宿，能否指點一下便宜的大排檔……”很多來日的原告連路費都是借來的。但東京這個高消費的都市，實在沒有免費的住宿之地。後來還是幫他們打官司的日本律師給他們提供了幫助。
爲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和重慶大轟炸進行辯護的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每次總是在家中熱心地接待來日中國的受害者原告。
“我24日一早6點動身從姬路家(王選在日本租的房子)到東京，睡在一瀨律師事務所一樓的桌子上。從神戶出發，單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戶的路費一共5000日元多一些，坐一個晚上。坐新幹線來回要3萬多日元，3萬日元相當於一個人一個月在家裏的伙食費，我家一個月房租的一半，太貴了，我無力負擔”。這是王選寫給一個朋友的一封電子郵件，她每次到東京，嫌旅館太貴，都是睡在一瀨律師的辦公桌上；晚回家不坐直達的車，這樣可以省錢。而王選十年用於來往中國和日本出庭的交通費，有人算出是超過100萬元人民幣，這些錢都是王選自己掏腰包。
3月3日下午，日本民間支持西松訴訟中國受害者的集會在東京舉行，只有廣島的地方報紙《中國新聞》對此事做了報道。
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祕書長林伯耀則對記者表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到了決戰關頭，希望民間之外的力量在對日索賠問題上該表態時要表態，國內媒體也應該多爲中國二戰受害者而呼籲。
一個民族應該和必須做的事
如果僅從訴訟的結果來看，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案件大都敗訴，但前日本全國律師協會會長土屋公獻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一段話可以看成是對十幾年訴訟的最好總結：“日本戰爭侵害的事實被赤裸裸地揭露了出來，法院是有權威的，經過法院認定的事實意義非常重大。日本法院通過綿密的調查確定的事實，是日本政府再也不能掩蓋的了。而此時政府的姿態就顯得非常卑下，在國際社會強烈批評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還沒有覺醒，作爲一個日本人我感到很羞恥。”
在中國，土屋公獻所說的通過民間對日訴訟所產生的對歷史事實的揭露被學界認爲是“修補歷史的黑洞”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感慨復原歷史的艱難，他說，中國當時處於戰時，戶籍散亂，軍人的死亡還好辦，民衆的受難情況很難統計，對日民間訴訟強烈刺激着中國拿出一個比較靠得住的戰爭受害調查。
“這是一個民族應該和必須做的事，”徐勇說。
所幸，中國已經有人在行動。
在中日正義力量的數十年努力下，一道道曾經不可逾越的高牆被突破，從不受理訴訟，到雖然受理但草率判決再到必須認真核實事實反覆法庭較量，再到不得不認定事實，日本法院已經用盡了司法所能夠行使的權力，現在中日雙方面臨的不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如何看待那場戰爭，是否願意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戰爭責任。
“我們倘若失去歷史，還將失去從歷史的教訓中得到進步的機會”。(王選語)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對日民間訴訟永遠沒有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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