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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拿到的高校“兩課”(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的新教材非常“時尚”，採用流行開本，彩色膠印，70克銅版紙，12個印張，就像剛從書店裏的暢銷書架上取下來一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書頁上的留白區域很大。薄薄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頁碼僅爲180，共18萬字。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三版的《思想道德修養》教材，字數達29萬字。
據《瞭望東方週刊》報道，目前正在進行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改的背景，要追溯到2004年3月。當時有媒體暗訪了北京一些高校的公共理論課，並採訪了教師和學生，上交了一份《關於高校公共理論課教學情況的調研報告》。胡錦濤總書記看了報告後，當即批示中宣部、教育部要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論課的教學問題，力爭在幾年內使公共理論課教學情況明顯改善。
當年3月下旬，中宣部、教育部迅速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調研領導小組，組織了將近9個月的大規模調研，最終認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存在着一些亟待解決的新課題：比如公共理論課的門數和課時比重偏多；在內容上各門課程之間有所交叉，與中學政治課也存在重複；教學內容缺乏針對性等。
當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緊接着，中宣部、教育部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要求對政治課進行改革。
新課改首先體現在課目的變化上。
去年新入學的大一學生髮現，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少了，因爲新課程方案明確規定，把“九八方案”的7門必修課調整爲4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整合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原“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整合爲“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原“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則整合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另外增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另一個改革體現在新教材上。之前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都有自編教材，質量不均衡。這次調整，中央決定集中全國最優秀力量，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高水平專家和教師編寫，每門課程只編一本教材，實行全國“一本通”。
2005年3月中旬，教材編寫工作正式啓動。教材編寫工作按照“定向申報、擇優遴選、集中編寫”的方式進行。首先是在全國高校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從幾百位專家申報的提綱中每門課程遴選出三份提綱，再從中評選出一份提綱；組建了4個教材編寫組，確定首席專家，每組15位成員；編寫組深入調研，形成編寫提綱初稿。2006年3月初，4門課程教材初稿完成。
“專家們絕對不是走過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界的頂級專家們都非常認真。”教育部社科司負責人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討論時每位專家發言都非常認真，有時就一本教材的修改從早晨討論到晚上10時才結束。這種場面是從來沒有過的。”
新教材編寫組16位首席專家和主要成員名單裏，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院長武東生教授在列。“從2005年9月到2006年7月，整個過程真是非常辛苦。教材中的每一處，都可以說是字斟句酌。”武東生說，雖然定稿後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材只有十幾萬字，修改的字數卻是定稿的5倍以上。這些天，他正在北京和專家組的其他成員一起，對已經試用了一年的新教材進行再一次修訂。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目前，並不是所有高校的新課改都進行得很順利。比如有許多高校只是把新教材作爲一個總綱，實際教學中仍然使用自編教材。一位教“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老師對記者直言：新教材的可用性不強，薄薄的一本小冊子，顯得“乾巴巴”的，主要是一些文件語言式的結論性概括。記者在4月18日某高校旁聽時就發現，對此新教材，該校的自編教材不僅內容單調，而且有錯誤，比如該書第二頁註明全書的總字數居然只有“236字”。
坐滿百餘名學生的教室內，十幾檯筆記本電腦顯得特別“扎眼”，有人在瀏覽網頁，有人下載電影或網絡聊天。認真聽課的學生屈指可數，大多數不是睡覺就是在看英語書。這是4月中旬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一所高校思想政治課上的情景。
這樣一堂面向不同年級不同院系學生的思想政治課，並沒能引起多少學生的興趣。類似這般的沉悶氣氛，在部分高校的政治課上已經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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