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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毒奶粉、欣氟事件、逼官招商……成了本不應該屬於阜陽的“專有名詞”。幾年來，發生在阜陽的一連串負面事件，不僅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成爲一些媒體的所謂“新聞富礦區”，更使阜陽市“重創”連連、“灰頭灰臉”，成爲阜陽人揮之不去的“陰霾”。
2007年5月9日，安徽省阜陽市再次成爲媒體關注的“焦點”，不過這次卻是個“例外”。
4月30日，“五一”長假即將開始之際，阜陽市以一紙“封車令”，全面“封殺”了全市公務用車的“假日出行”。歷經7天多方“檢驗”，收效頗佳，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令許多人士“深感意外”。
此舉一經“曝光”，立刻受到了《安徽日報》、新華網、新浪網等省內外衆多媒體和網絡的“追捧”，這對於一向以負面報道“著稱”的阜陽市來說，實屬“來之不易”。
阜陽嬗變
阜陽之殤“滅頂之災”
從上世紀90年代末原市長肖作新夫婦腐敗案起，阜陽便不斷地“東窗事發”，兩任市委書記王懷忠、王昭耀先後倒臺，有媒體報道稱：“到目前爲止，阜陽市幹部中已經有2個省部級、包括8個市委常委在內的10位廳級領導幹部，因腐敗而落馬。”創造了阜陽不光彩的“歷史之最”。
那時的阜陽市官場貪污腐敗現象屢見不鮮，跑官的、要官的、買官的、賣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權錢關係、權色關係、裙帶關係……前“腐”後繼，層出不窮。
當時阜陽市的主要官員爲了出“政績”，大肆搞工程、上項目，使形式主義“盛極一時”。經常是“只見奠基，不見竣工；只見剪綵，不見效益，只見投入，不見產出；只見投資，不見收效”，被民間稱之爲“三拍(拍腦袋創意、拍胸脯決策、拍屁股走人)幹部”。
後來，有一個形容阜陽官場的“專有”名詞，即政治生態災難。而這次阜陽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態災難”，給阜陽各方面的建設與發展帶來的幾乎是“滅頂之災”。
阜陽“失語”
正是因爲內部某些官員的腐敗氾濫，使外界對阜陽有一種“偏見”，認爲阜陽官場完全是一個“爛窩”、“黑窩”，不可救藥。所以，當人們見到阜陽的官員時，免不了“指指點點”、“品頭論足”，甚至“爲之側目”，“避之不及”。這令阜陽的官員“難堪”，甚至“傷及自尊”。
作爲現任市委書記的胡連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描述過自己的一次尷尬體會。“剛調到阜陽工作時，我參加省裏組織的招商活動，每次推介阜陽市時，出席活動的客商們都說知道‘那地方’，但是語氣當中充滿着嘲諷意味。”他一臉無奈地說。
據阜陽的企業界人士介紹，當時“阜陽的知名企業也都比較低調，在省外媒體做廣告似乎都不敢說自己是阜陽的，生怕沾染了阜陽的晦氣。”
而這種“形象淪陷”的感受甚至殃及無辜的百姓。在北京的街頭，記者找到了一位來自阜陽的農民工，與其攀談。當記者問及其家鄉的時候，他卻閃爍其辭，“顧左右而言他”。
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各類媒體的“口誅筆伐”不絕於耳，來自四面八方的“口水”生生“淹沒”了這個千萬人的城市，令阜陽市一時“失語”。自知“理虧”的阜陽市徹底“繳械”，連申辯的權利都給放棄了，生怕“稍有不慎”招來更多的“唾罵”。
負責收拾“爛攤子”的現任阜陽市委書記胡連鬆深感“災後重建”之艱難，頗爲感慨地表示：“這些腐敗官員影響了一代人，帶壞了一方風氣，搞亂了幹部的思想。其帶來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無形的，具有相當強烈的破壞性、滯後性和延續性。”
塌陷“鍋底”
阜陽是一個有930多萬人口的農業大市，耕地面積1459萬畝，人均佔有耕地不足1.6畝。在當代中國，現代農業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農業大省或者農業大市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發展落後的“代名詞”。
改革開放以來，阜陽的經濟實力、城鄉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都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已經開始從“溫飽”向“小康”過度。但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由於諸多“衆所周知”的原因，一次次的發展機遇與阜陽“失之交臂”，阜陽成了經濟發展和對外形象的“塌陷”區。
由於腐敗、浮誇、形式主義等因素的負面影響，導致外地投資商不願投資阜陽，沒有外來資本進入，“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經濟基礎在“不正之風”的侵蝕下變得愈發羸弱，從1998年開始，經濟發展陷入了連續四年下滑的困境。
到2000年，阜陽GDP出現了-7.9%的增長，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而同期的安徽也處於發展的“低谷”。據有關資料顯示：1995年，安徽人均GDP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0.8%，差1497元；2000年，較全國平均水平低31.2%，差距擴大到2211元；到2002年，差距進一步擴大到了2367元。即使在“塌陷”中部地區，也處於落後之列。
阜陽與全國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在“九五”期間，阜陽市GDP平均增長僅爲4.7%，是安徽全省最低的，被其它地市戲稱爲安徽的“鍋底”。同樣，在整個中部地區，阜陽市應屬於“墊底”之列。
難怪當時阜陽及安徽的不少有識之士都奮力疾呼：“阜陽不崛起，皖北難崛起；皖北不崛起，安徽難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