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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工資劍指不公社會期待職工上調工資落實到位
編者按：近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關於將採取五項措施提高工人工資的講話，成爲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但如何保證政策的實施到位，仍然是一個爭論比較大的焦點。爲此，本報組織了相關報道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五項措施有哪些具體實施細則？如何確保效益不好的企業或是私營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怎樣才能使“要漲老闆工資先漲員工工資”的做法合法化？帶着一系列的問題，記者近日致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目前正就上述問題組織人員進行調研，不久後相關政策將會陸續出臺。
政策力挺“上調工資”
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將採取的五項措施中最引人關注的一項措施是，我國將力爭在未來五年內，使各類企業都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也就是說，今後職工的工資決定辦法要由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協商達成，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由用人單位單方面確定職工的工資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
事實上，我國早在2000年就出臺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目前簽訂工資集體協商合同並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備案的有52萬多份，涉及6000多萬名職工，約佔中國職工總數的一半。“但由於政府部門認識不夠、企業積極性不高、相關制度建設滯後、人才缺乏等原因，企業尤其是非公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進度相對緩慢。”邱小平說。
邱小平透露說，爲確保各類企業在未來5年內都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還要完善相關法律，將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作爲一種強制性的要求。
“漲工資”劍指收入分配不公現象
實際上，社會上對上調企業職工工資的呼籲由來已久，在近年來的兩會上，不斷有代表、委員爲此薦言獻策。專家稱，員工的工資收入問題事關我國收入分配秩序，如何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使收入分配秩序得到規範，不僅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環節。
從目前來看，我國收入分配秩序還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和諧音。比如，國有企業分配秩序不規範，對企業工資總額、經營者收入水平和職務消費缺乏有效約束機制，工資外收入渠道多，有些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化公爲私的現象仍然存在；壟斷行業憑藉行政壟斷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國家政策扶持，又壟斷市場，獲取了高額壟斷收益，並通過各種形式化爲本行業的高工資和高福利；公務員工資制度外的各種津貼補助名目繁多，標準不規範；事業單位改革滯後，很多事業單位既享受行政機關的福利，又享受企業化管理的創收機制，收入分配隨意性也比較大；一些企業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隨意壓低、剋扣、拖欠工人工資；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能按時扣繳，而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徵管漏洞等。
專家分析，收入分配領域的這些不和諧音主要是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一些領域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改革滯後，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約束機制沒建起來，制度缺失導致收入分配的無序和監管不力；政府對企業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的宏觀指導和監督，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完善；調節收入的稅制不完善，面對社會上財產累積與佔有上的日益擴大差距，財產稅制建設滯後，調節無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基礎建設滯後，金融和財產實名制及其監測體系不健全，個人收入信息難以掌握，監管缺乏依據。
經濟高速增長不能以勞動者過低收入爲代價
有關數據顯示，中國的GDP增速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後於這個幅度。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至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水平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上世紀90年代經濟纔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提供上述數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紅領認爲，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之所以長期低下，與國家採取的競爭策略是分不開的。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要獲取競爭優勢，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另一種則是以人爲壓低工資、放任環境損害爲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
“也許就法律、法規來看，中國政府的勞動政策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是：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難以爲勞動者提供有力的支持。”王紅領表示，目前在勞動與資本的博弈中，勞動者所處的位勢並不平等。勞動者自發式的抗爭，在資本的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於是，這就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措施來改變這一現象。
而面對“工資未漲物價先增”的現象，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立人認爲，提高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措施之一。他說，物價的上漲對有錢人來說影響不會很大，但是對低收入者的影響卻很明顯。“漲工資”的益處將直接或間接地拉動整個社會商品消費。
“我們期待上調職工工資這一政策能夠真正落實，從而使政府採用經濟槓桿調節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係，促進富民增收，這也有助於促進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和GDP的進一步提高。”沈立人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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