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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和澳大利亞司法與海關部長大衛·約翰斯頓共同出席了在悉尼舉行的贓款移交儀式。
“中國人覺得，貪官貪了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全部歸還乃是理所應當。”但楊誠分析，由於貪官所在國警方偵辦此案，法院開庭，控方聘請律師，都需花費大量成本，因此，在貪官的贓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給貪官所在國政府贓款外逃，追回的僅是部分，其背後是無奈的成本付出與妥協。
6月7日，悉尼。掌聲，微笑——澳大利亞司法部部長大衛·約翰斯頓將一張金光閃閃的支票，交到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手中，支票數額是337.4萬澳元(約合2160萬元人民幣)。這是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閆永明的部分贓款。據瞭解，退還嫌犯贓款，在中、澳兩國之間是第一次，對中國來說，也並不多見。
討還贓款——“最後回來的錢少之又少”
閆永明發家頗早，曾斥資4.6億人民幣收購吉林三利化工，28歲就號稱擁有26億身家，以3.18億收購號稱“中國偉哥”的壯陽藥物奇聖膠囊，閆也被稱爲“中國偉哥之父”。
而當南方週末記者向閆永明過去吉林的同事瞭解情況時，只有一位硬邦邦扔出一句：“他採用的是非常規手段”，而形容他逃跑的膽量，是“像吃了偉哥一樣”。
“堅挺之後很可能猝死。”在閆永明身上，偉哥的副作用竟一語成讖。2001年，閆永明攜逾億鉅款外逃，2005年，他的財富神話由“一路堅挺”急轉直下，鉅額存款突然被澳大利亞警方凍結。
閆永明只是外逃嫌犯的八百分之一，他的贓款，相對於整個在外貪沒總額，也只是“滄海一粟”。去年公安部、審計署聯合召開的新聞發佈會稱，目前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額近700億元人民幣。
“被貪官帶出國門的贓款屬於中國人民，但最後能回到中國人民手中的錢，少之又少。”澳門大學教授、國際反貪腐專家楊誠說。
剩餘贓款——“不能讓人家白花錢”
在新華社關於澳方向中方歸還贓款的新聞稿中，也有一個並不引人注目的描述：“澳大利亞司法部長交給中國政府的，只是閆永明攜帶贓款的一部分”。閆永明外逃後，多家媒體的報道中都提及，隨之失蹤的資金高達1.08億元人民幣。那麼，已追回2000多萬元之外的贓款到哪裏去了呢？
“中國人覺得，欠債還錢，欠多少，還多少，天經地義。貪官貪了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全部歸還乃是理所應當。”但楊誠分析，由於貪官所在國警方偵辦此案，法院開庭，控方聘請律師，都需花費大量成本，因此，在貪官的贓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給貪官所在國政府。這在國際司法實踐中屬於慣例。
即使在簽署了相關條約的國家之間，即使條約規定貪官所在國花費成本由該國自己承擔，但在實際操作中，要求引渡的國家也會以“各種方式”對貪官所在國進行“補償”。“不能讓人家白花錢，這在人際關係上，也是常理。”楊誠說。
以往，中方人員往往拘泥於固有觀念，希望將贓款全數追回，但這樣的後果往往是一分錢都要不回來。監察部特約監察員、北京大學教授賈慶國的觀點是，“要適應外國人的遊戲規則，學會和外國人妥協。”
既然國外堅稱由於“辦案成本”而要分一杯羹，那麼成本究竟有多高昂？以餘振東案爲例，爲促成餘振東歸國受審，我國司法部門2001年成立了專案小組，與美方進行了近3年的協商，僅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辦案人員就曾6次赴美國談判。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樑淑英告訴記者，成本不僅在金錢上，還包括部門協調。南方週末記者從公安部瞭解到，包括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國際合作局、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事局司法協助處、司法部司法協助司和外交部在內的10個部門，經協調，組成龐大陣容，與美方及餘本人、家屬進行了長期談判。而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的劉進參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閆永明案中，公安部也曾與外交部進行過協調。
“抓回一個貪官，總得花上數百萬的資金。”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位官員透露，由於追逃的成本非常高，檢察機關難以承受。據辦案人員介紹，在2000年2月調查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副總經理李化學出逃案時，7人調查小組飛赴澳大利亞，並僱用當地律師協助調查，其中一位資深律師的佣金標準是按分鐘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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