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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明主導的改革項目曾分別獲得第一屆、第二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後來她成爲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全國選拔委員會成員。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是2000年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中心、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聯合創辦，旨在激勵地方黨政機關和羣衆團體的改革與創新。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和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王長江教授爲共同主任，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爲執行主任。
本報就張錦明改革等話題專訪了王長江和何增科。
基層挑戰激發官員改革動力
南方週末：在你們看來，基層官員進行民主改革的動力在什麼地方？
王長江：基層改革之所以勁頭比較大，主要還是遇到了一系列挑戰，但並不是說全黨所有的人都感到這種矛盾和挑戰。一般來說權力是在上層，而下面卻擔負着更多的責任，尤其是直接接觸老百姓的那些官員。
在這種不對等的情況下，多責任而少權力的基層官員，就想方設法把這個責任的風險降低，他搞民主的勁頭就大——本來我該拍板的事情讓老百姓參與，老百姓也要負擔風險了，所以他就有一種天然的改革意願。
相對來說，高層的機關可能感觸不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上面應該從黨的全局出發，從體制上保證改革者的探索。
南方週末：怎麼看待我們目前的民主改革成果？
何增科：最近幾年包括進行的民主推薦、民主測驗還有民主評議，都讓民衆對官員的選拔有了更多發言權，你會看到這些制度改革在穩步推進，阻力並不大。但一步就做到直選，可能就會遇到反覆，這就說明中國的制度改革也是一種增量的漸進改革，想一步到位，確實比較困難。
另外，現在人們對差額選舉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種差額選舉也可能發展成將來競爭性選舉的一個誘因。爲什麼這麼說？有的地方搞差額選舉，只具有形式意義，差額選舉人很多是在陪選，陪選的人不高興，老百姓也不高興。但有了差額選舉就是一個進步，而且這個差額選舉再往前走的話，必然會產生一種動力，還有公推公選、民主測驗、民主評議這些肯定也都會往前走。
中間這一步是必經階段，就好像價格雙軌制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中要經過的一個過渡階段，從選拔到選舉中間也需要一個過渡。從制度變化來說，增量改革，漸進改革，註定需要有一些中間過渡性的制度安排。這些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又能爲下一步提供一些動力，留有空間。
另一個是協商民主的發展，你會看到中國長期有諮詢政治的習慣，諮詢不同於協商，諮詢是我願意聽你的意見就聽，不願意聽就不聽，雙方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那麼民主懇談是想把徵求意見的過程制度化，制度化以後不是說你想聽就聽，不想聽就不聽，不想聽的時候你也得聽，把它制度化、定期化，這是一個方向，朝這個方向去做就是一種進步。
南方週末：如何判斷這種民主改革可能的進程？
王長江：中國共產黨現在作爲一個執政黨，和革命黨的思維方式不一樣，我們過去總是先破後立。但是作爲執政黨就不能先破後立，先毀掉怎麼辦？那就沒有了，從無到有就是一個進步，你不能把有變成無，只能變得更好。因此有的東西明明不合理，但是也只好先用着。
第二，原有的這套體系運作了這麼多年，沉澱下來以後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固有模式，這種固有模式，支撐它的不僅是觀念，最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的利益格局，這個改變起來肯定是有難度的。
“人走政息”的深層次原因
南方週末：我們發現，很多地方的民主改革都會出現“人走政息”的現象，爲什麼總出現這種反覆？
何增科：這個現象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無論是民主還是法制，如果靠權力推行，就有先天不足，因爲它應該是一種制度安排，應該是各方都有意願，如果只是單方強加的制度安排，是難以持久的。
其次，過於超前的制度安排也容易流產。在中國往前走半步可以，但是往前走一步可能就過快了。從這個角度來講，有時候也不需要太悲觀。你看張錦明推行的民主改革，有的東西是很有生命力的，但有的東西在四川都難立足，而四川是屬於改革走得比較快的地方。
但有人提出超前的東西我們是應該鼓勵的，也許慢慢的，大家就接受了，比如說市場經濟體制，在1980年代剛提出來的時候，大家認爲是離經叛道，但是1990年代鄧小平提出來的時候，人們就認爲是理所當然，這裏面有時機對不對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超前，就不會有後面的認同。
王長江：不能出現誰改革誰冒風險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的改革要有序，另外一方面，好像邁步子大小全靠自己下面去掌握，實際上沒有標準，也沒有序，我覺得這個序應該由中央來制定。
南方週末：很多時候，也許高層和公衆支持，但卻因中間層支持不足而停滯，怎麼看？
何增科：一種制度安排，對不同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比如差額選舉、競爭選舉，公衆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市委書記的利益也不會損害，真正受損的是縣鄉官員，要想他們在利益受到挑戰時還無動於衷也不現實，如此狀況下，怎樣把一些改革做得更好更穩妥一些，這裏面有很多技巧性的東西。
比如說差額選舉，能不能不要有意識地把一些人作爲陪選，而是讓能力水平相近的人作爲候選人，介紹的時候也要客觀公正，這樣纔會讓候選人覺得受到公平對待。
此外，進行制度設計時，能不能讓制度設計更完善更合理一些，不是沒有檢討的餘地。舉個例子，禁摩在武漢就非常成功，它的制度安排是首先聽摩的師傅的意見，給他們必要的補償，同時幫助他們尋找新的就業渠道。禁摩在武漢就進行得非常順利。
回到基層民主的問題，仔細琢磨一下，市委書記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都不會受到損害，我們有沒有考慮過受到損害的那些人的利益？
爲什麼我們強調善治，善治實際上就是把這個過程本身認爲是和結果同等重要，過程能不能公開、透明、參與，這個過程本身能不能讓利益相關方參與討論，闡述自己的意見，形成共識。這本身就是一種民主過程。
改革者不應承擔太大風險
南方週末：高層多次提到了民主的普世價值問題，那麼民主的普世價值的實現在中國應該如何破題？
王長江：在民主好不好這個問題上，大家沒有什麼好爭論的，關鍵就在於民主雖然好，可是中國的民主怎樣搞？但有幾個問題要搞清楚：民主是西方先發展起來的，我們發展民主，是不是就是照搬西方民主？我們要搞的這個民主和西方民主有沒有界限？還有，民主意味着利益表達，市場經濟下的利益是多元化的，那麼，搞民主是否就意味着多黨制？所有這些方面實際上都沒有完全搞清楚，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
何增科：一個是高揚民主的旗幟，應該說方向性的東西，我們已經非常明確了，理論、價值支撐也都有了。另一個是我們要對民主進行一些制度安排，張錦明她們的改革價值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作爲先行者，作爲探路者，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間有一些難如人意的地方，但探索的過程對全黨是一個貢獻，應該得到一種積極的鼓勵和肯定。
民主既是一種價值，也是一種實踐，在中國目前最大的困惑就在於探索民主的實踐形式，究竟什麼樣的民主實踐形式在目前是可行的。問題就是在走到理想狀態之前我們要先走一小步，這一小步恰恰是需要探索的。
南方週末：如何評價以張錦明爲代表的推動地方民主改革的官員？
何增科：首先我覺得他們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先行者，正是由於他們的先行和探索，才使中國基層民主建設不斷開創出新局面，當然有的可能出現了曲折，但不管怎麼說，這批人是值得尊敬的，是對國家對黨具有高度使命感、責任感的人才會這麼做。
王長江：我覺得這樣的人越多，我們黨才越有希望。要對這些幹部鼓勵，對他們的嘗試應予以肯定和支持，而不能光憑他們個人的勇氣，如果改革的風險都落到這些人頭上，到後來誰都不願幹了。
不僅如此，還需要建立一個相對健全的制度，保證這種衝在前頭、有責任感的幹部不會因爲改革承擔過大的風險。胡錦濤總書記最近講的幾句話讓大家覺得特別好，其中最後一條就是特別關注那些默默的踏踏實實做事的人，不能讓那些人吃虧，實際上就包括這些人，簡單的理解就是懷着責任心，推進民主政治，埋着頭幹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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