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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待新崛起的階層，這是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均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在城鎮就業中所佔份額佔已近75%，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佔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私營企業已經突破500萬戶，個體工商戶已經突破2500萬戶。僅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就解決了1.1億人的就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經濟體中，非公經濟部門的貢獻並不僅止於自身財富的創造與積累。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爲，“爲了奠定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不能僅僅着眼於對原有國有企業進行改造，而應當着重於發展新的民營企業。這不但是因爲後者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爲後者的進展形成了對前者的競爭壓力併爲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資金、市場等條件。”
另外，不同於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私營企業主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或邊緣化羣體，而自上世紀90年代起，私營企業主綜合素質不斷提升，高學歷化、專業化和精英化趨勢明顯。
這種趨勢明顯的例證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70%的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業。同時，數以10萬計的“海歸”以及15萬戶民營科技企業，對推動我國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經濟力量的提升，社會地位的穩固，加之自我認同感的加強，勢必使得新階層逐步增強其政治訴求。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工商聯主席王植時直言：“誰能促進生產力發展，誰能創造社會財富，誰就自然會有發言權。”
面對新階層逐步增強的政治訴求，作爲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不斷致力於爲其提供一種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訴求表達機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爲主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後，社會各界對於非公經濟的認識和態度再次出現質的飛躍。
伴隨基本制度層面障礙的掃除，2005年，中共中央5號文件提出，把各種新階層的政治訴求納入到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來，其中提到“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2006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再次提出，人民政協“要運用包容各界、聯繫廣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條件，瞭解和反映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羣體的願望和要求”。當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其後頒佈《中共中央關於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該文件明確指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工作新的着力點”，“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培養選拔納入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總體規劃，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隊伍”。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適時成爲了展示上述指導思想的重要平臺，這其中，作爲最直觀的現象，兩會上新階層、新羣體代表、委員的不斷產生與增加，不僅成爲了中國社會結構隨經濟發展而變化的縮影，更體現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爲新階層、新羣體的利益訴求開闢了更寬廣的渠道。
新階層中的個體、私營企業主集中亮相全國兩會始於2003年，當年產生的2984名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計有55名私營企業家。而在今年兩會代表委員中，同樣屬於新階層的律師人數幾乎翻番，達到創記錄的22名。在這22名代表委員的身後，是一個更爲廣泛的代表階層。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數據顯示，今年全國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律師已經達到了3000餘名，人數遠遠超過上一屆的1200餘名。增長率達到100%以上。
3月2日，全國政協組織的首場新聞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吳建民介紹本屆政協委員構成的特點時特別提到，“其中既有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有民營企業家、律師、會計師等新社會階層的代表人士”。
更多來自新階層的代表、委員登上兩會舞臺，除了有助於平衡政治資源供給外，對於現有政治體系的維護和發展同樣不無裨益。全國政協委員、西藏珠穆朗瑪集團董事長才旺扎西表示：“新階層代表更能設身處地從某一地域、某一個行業出發，所以提出的議案有時更具針對性、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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