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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需要特殊的照顧”
作爲新崛起的階層，新階層的利益訴求有哪些？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給出的答案是，新階層的主要利益訴求可歸納爲五點：一是希望黨和政府爲非公經濟發展創造更加穩定的政策和法律環境；二是希望降低產業准入門檻，民營經濟也能進入到諸如基礎建設、物流和股份銀行等只向國企和外資開放的領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國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資源配置，如獲得銀行信貸等；四是希望政府轉變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五是希望通過各種渠道如參加政協、人大等更多地參政議政，傳達自己的呼聲。
這一歸納與記者連日來對新階層代表、委員的採訪互爲印證。如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表示：“我們不需要特殊的照顧，我們追求的就是平等的待遇，因爲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公平、公開、公正，大家在同一起跑線上你追我趕，最後強者勝、弱者負。”
來自遼寧的政協委員王植時作了類似的表示，他說：“經濟運行中沒必要強調國有、公有、民營、私營、外資這些概念，現在談起非公經濟總是存在一些歷史的偏見。”
新階層人士對於公平、平等的強調既有歷史的烙印，也有現實的陰影。如果說，此前新階層發展所面臨的障礙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基本制度等方面，那麼現在，他們所擔心的，主要是相繼出臺的政策利好能夠漸次落實爲具體的制度安排、法律條文和運行細則。
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2月，《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的頒佈爲非公經濟發展提供了平等准入、公平待遇，以及改善金融服務，加大財稅支持等七方面政策支持。
一年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張龍之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坦陳，全國工商聯調查結果顯示，“非公36條”貫徹落實主要存在四處問題：一是還有一些部門的配套措施尚未出臺，社會對此熱切期盼；二是有的配套措施缺乏必要的力度，措施不到位；三是有的配套措施在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性規定非常苛刻，不利於今後相關方面的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四是部分配套措施雖有了文件，但在具體執行中很不到位，一些配套措施在實際執行中還存在着一定的阻力。
造成新階層尷尬處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爲分權改革合乎邏輯的結果，有損於相關政府部門利益的大政方略欲落到實處，僅有中央政府的決心是不夠的，長期形成的行政壟斷以及由此管制權力而來的在位利益會在具體環節中轉化爲難以勝數的障礙。
兩會期間，中央電視臺記者在街上隨機採訪了13個人，沒有一人知道什麼是新階層。當被告知後，他們有兩個好奇：一、這次兩會，新階層代表委員主要關注的焦點是什麼？是不是主要想反映自己本階層的利益？二、這些新階層代表委員是通過什麼程序選出來的？經濟實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陶然居飲食文化集團總裁嚴琦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曾有如下的對話：
記者：“捫心自問，您覺得自己作爲全國政協委員，從內心深處想爲老百姓說話嗎？”
嚴琦：“可能有人說，我是在作秀。但是真的，我真的是在爲公衆說話......”
記者：“您的提案比較多，11件。當中沒有談餐飲的？”
嚴琦：“沒有。有一件提案，是關於新農村建設的。我後來還後悔，別人會聯想到陶然居的新農村建設基地。”
記者：“對個人來說，開全國政協會是個‘給自己’說話的機會，尤其是你們這些新階層委員中的老闆。”
嚴琦：“我承認是機會。但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不是個人的.”
記者：“但是我注意到，您和許多新階層的委員一樣，發出了很多名片，這也是爲自己和自己的企業打廣告啊。”
嚴琦：“到處發名片，不影響我們爲公衆說話，那是另一碼事。”
社會民衆對於新階層並不太高的評價是新階層尷尬處境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此，長年從事統戰工作的陳喜慶表示，“社會階層具有多面性，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他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新聞組副組長鄔旦生表示，之所以在新階層代表出席的新聞發佈會中強調社會責任，是因爲“他們創造了社會財富，他們安排了大量的就業的機會，但是一方面社會對他們不理解，他們自身也感覺到關於社會責任的話題需要有進一步的認識和提高。”
陳喜慶指出，新階層人士總體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們內部構成複雜，素質參差不齊，在少數人中還存在着某些缺點、錯誤、甚至嚴重的不法行爲，如偷稅漏稅、製假販假、剋扣員工工資、腐蝕領導幹部、敗壞社會風氣等，近年來部分落馬高官身後，常常有某些新階層人士的出現，因此，中央強調，既要充分肯定和發揮新階層的重要作用，又要加強教育引導。
當然，權利應該與責任相對等。儘管新階層在其發展過程中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不公平，但是，誠如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一位官員所指出的那樣，新階層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特別是其中的私營企業主等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財富，造成了各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階層利益關係趨於複雜，因此，他們有責任、有能力爲構建和諧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和作出更大的貢獻。
“賈慶林主席提出引導新階層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作爲民營企業家，我認爲主要途徑有兩條，一是把企業做大做強，二是關心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全國人大代表、福建衆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金和告訴《中國經濟週刊》，經過多年發展，民營企業已經成長爲中國經濟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通過大量吸納勞動力就業，民營企業成爲了解決“三農”問題、幫助農民致富的重要力量。近年來，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和態度有了質的提升，相信隨着各項政策不斷落到實處，民營企業還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當前民營企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條：一是自身的問題，應該承認，民營企業家隊伍素質參差不齊，二是政府對民營企業的規範、保護還有不足之處。當然，作爲一名人大代表，我主張爲民說話、替民解憂，把真實的社情民意反映上去。要時刻牢記身份，遇事多看、多聽、多想，多下基層做調研，從羣衆那裏發現問題。每個代表心裏都有杆‘秤’，佔着位子不幹事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形勢確實向着好的方面發展。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工商總局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等部門聯合發佈的中國第七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隨着私營企業主政治地位提高，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態度更趨積極。
作爲湖南旅遊業的代表、第一次參加兩會的鳳凰古城旅遊公司董事長葉文智代表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作爲新階層的一員，我覺得我們有責任響應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環境保護這一塊的政策。旅遊產業的特質就是保持旅遊產品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保護旅遊景區的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將產業的發展方向和企業發展方向緊密結合。”
解決新階層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不能只是就事論事，從本質上來說，新階層與既有階層的矛盾和衝突，根源就在於他們之間利益分享的不平等。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建議，“在充分關注新階層政治訴求的同時，也應考慮如何爲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羣體拓寬參政途徑，保證他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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