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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生愛好攝影,但和別的發燒友不同,他的鏡頭裡拍攝的不是人物和山水風景,而是世界各地的體育比賽場館。
拿他自己的話說,這叫職業病。自從1992年由和平區副區長調到市體育局擔任副局長以來,十多年來,黃東生的生活和體育場館、國際賽事再也沒有分開。
北京奧運會首場比賽將在天津的『水滴』舉行——這是黃東生最為驕傲和自豪的事情。
作為負責建設該場館的奧足辦副主任,黃東生親眼見證了這座體育場館從無到有的全過程。但很少有人知道,13年前,天津成功舉辦的43屆世乒賽也是黃東生負責全部賽事籌建。
對大館和水滴這兩個標志性建築,今年62歲的黃東生有著不同一般的情感,他說自己的一生和奧運、體育有緣。
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
1978年年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32歲的黃東生還是和平區組織部的一名普通乾部。
當時,還很少有人明白什麼是經濟建設為中心,什麼是實行改革開放,但黃東生卻早在年初就提前登上改革開放的第一班車。
1978年上半年,『文革』期間被荒廢的區科委、區科協兩個部門要恢復重建,但卻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去負責組建工作。
『我是主動請纓去科委工作的,從頭乾起。』黃東生笑著說,當時很多人勸他不要去,那是個苦差事,在組織部工作將來會有很多昇遷的機會。
但黃東生不這麼想,作為南開大學物理系無線電專業的畢業生,他一直想搞科研,好能學有所用。
『時間不等人,有夢想就要去實現。』於是,他和其他從各部門調來的三四個同事組建起了區科委。
當時條件很艱苦,整個科委、科協兩個牌子一套班子只有兩間辦公室,裡屋一張桌子是主任辦公用的,外屋僅有的另一張桌子,既要辦公用,還要做諮詢臺,一個人用著,其他人就要坐在一邊等。
『當時我們太落後了,拿來計算器,居然找不到會用的人。』黃東生感慨地說,這件事很刺激他,感覺國家太需要知識型人纔了。
在區裡調研時,黃東生發現很多科技人纔都無用武之地,特別是翻譯人纔。由於出身不好,這些人『文革』時受衝擊,掌握的知識技術都荒廢了。
如何把這些人的纔能發揮出來為國家做貢獻?
1979年初,時任科委辦公室主任的黃東生做了一件大膽的事情,向科委借500元錢籌辦天津第一個集體所有制翻譯公司——『和平區科技諮詢翻譯公司』。
『年輕人,不要意氣用事,乾這個事情要想清楚。』
『保證乾好,如果虧了,我個人償還這筆借款,不讓公家損失。』
頂著各種壓力,黃東生自己跑工商辦執照,把公司成立起來。辦公地點還是科協外屋那張公用辦公桌。
很快,這個翻譯公司幫助京津冀很多大企業引進國外設備做了大量翻譯工作。
1981年,只有2名科協職工和多名社區內兼職人纔組成的這家小翻譯公司為科協盈利5萬元,1983年達到20萬元,這在當時可是天文數字。
興高采烈的黃東生花3000元從北京買回一輛二手『甲殼蟲』汽車,作為公司辦公用車。
『老黃人怪,膽大,這開出來的車也怪模怪樣的。』很多認識黃東生的人都這樣說,老黃的車在當時可算是『天津一景』。
和平區科技諮詢翻譯公司的事跡成了大新聞,當年上報到中國科協,成為全國的典型。黃東生說,他們這些年輕人的心血和成績印證了那句真理——『科技就是第一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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