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瑜

　　曾有英國工人抗議：『我現在有房有車，我女兒上大學，我還坐飛機出國旅行，我根本就不是工人階級了！』如今，當一個傳說中的中產階級，看到雞蛋賣到3.8英鎊一打時，也都有造反之心了。

　　5月2日對英國執政黨工黨來說，是一個黑色星期五。在英國地方選舉中，工黨丟掉了地方委員會的333個席位(24%的得票率)，而保守黨收獲了260個席位(44%)，連第三黨自由民主黨都『進賬』34個席位(25%)。就是說，在這次選舉中，工黨不但老大的位置沒保住，連老二都沒當上，其得票率之低為40年來之最。尤其令工黨蒙羞的是，倫敦這個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城市在選舉中也『淪陷』了，工黨市長利文斯通被選民拋棄，保守黨新星約翰遜當選新市長。

　　一夜之間，英國政壇似乎變色了，工黨陣營一片哀嘆。如果該選舉結果是2010年全國大選的前兆，那麼現在工黨領袖們就可以開始收拾行李、打包回家了。在各種哀嘆中，有一個聲音可能是最刺痛工黨領袖的：工黨的『第三條道路』失敗了。

　　『第三條道路』這個字眼對於中國人應當不陌生，它源於據說是布萊爾政府精神領袖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同名書。因為這本書1990年代末中國學界曾掀起一陣『吉登斯熱』。這本書在中國引起熱烈反響並不奇怪：從計劃經濟中脫繭而出的中國，面對市場化全球化的驚濤駭浪難免心存疑懼，『第三條道路』這種說法給人提供了一種另類的希望。

　　對市場化全球化心存疑懼的，不僅僅是中國人，也有英國人。當撒切爾通過大刀闊斧的市場化改革將英國從經濟滯脹中引領出來之後，英國人一度歡欣鼓舞。但1990年代中期以後，民意開始反彈，社會主義傳統根深蒂固的英國社會開始抱怨：慢一點，再慢一點吧。在這個背景下，工黨重獲生機。1997年布萊爾入主唐寧街，靠的就是『走第三條道路』、『建設新工黨』這樣的口號。

　　為什麼要『建設新工黨』呢？很簡單，隨著英國社會的中產階級化，隨著保守黨20年來的制度和文化改造，此英國已非彼英國，工黨再也回不到過去的黃金時代了。舊工黨的民眾基礎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但隨著工業時代進化到『後工業時代』，英國工人不但在數量上式微，就連其生活思維方式，都逐漸中產階級化了。我就看到過電視上一個英國工人抗議把他劃成工人階級：『我現在有房有車，我女兒上大學，我還坐飛機出國旅行，我根本就不是工人階級了！』

　　正是因此，工黨開始將自己從一個『意識形態型政黨』改造成一個『選舉機器型政黨』，爭取將民意基礎從單個階級擴大到廣泛的中間選民。學者柯奇海默1960年代發明了一個詞『通吃型政黨』(catch-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party)形容這種轉型，並指出它是現代政黨的必經之路。布萊爾當選之後實踐了這種『通吃』理念：一方面保留了增稅、提高公共開支、提高最低工資等舊工黨痕跡；另一方面繼承保守黨的政治遺產，支持貿易開放和市場經濟，將競爭引入國有醫保和教育體系。

　　那麼工黨這次為什麼會栽跟頭呢？對於意識形態死硬派來說，工黨的失利說明了『第三條道路』的失敗。如今，英國的某些網絡論壇上充斥著憤怒的左翼言論，對他們來說，新工黨對市場競爭的友好態度表明工黨已經成了『披著工黨外衣的保守黨』，它長期執行投降主義策略，今天終於嘗到了叛變工人階層、討好中產階級的惡果……這種看法的問題在於，它也許能夠解釋選民為什麼疏離工黨，卻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轉向保守黨。

　　那麼工黨為什麼這次失利呢？用克林頓當初競選的名言來說：『注意經濟，傻瓜！』次貸危機波及了英國房市，油價瘋漲加重了選民負擔，最近的糧價問題更是雪上加霜，大量移民湧入抑制了工資上漲，布朗政府的最低稅率改革重創了底層利益……所有這些都是經濟問題。別說工人階級了，看到超市裡雞蛋已經賣到3.8英鎊(人民幣57元)一打時，即便是我——傳說中的中產階級，都有造反之心了。『雞蛋價格』貌似雞毛蒜皮，然而正是這樣的柴米油鹽問題主導著民意變化。柴米油鹽的政治可能不如意識形態的政治那麼具有激情，但20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激情往往是災難的前奏。就英國來說，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上臺，都必須在柴米油鹽的指揮棒下繼續婆婆媽媽，工黨不可能再打『解放無產階級』的牌，而保守黨也必須老老實實建設福利國家。『第三條道路』失敗了嗎？意識形態終結的地方，第三條道路纔剛剛開始。

　　(作者為劍橋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