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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開羅飯店,我和關直奔中央電報局發稿。走出電報大樓,我們發現中山路一帶火光衝天。莊嚴的立法院黃色大樓著火了。我驅車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門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我們正沿著主乾道行駛,突然聽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從大路兩旁梧桐樹下的灌木叢中跳出兩名士兵,端著槍向我們的吉普車靠過來。『什麼人?乾什麼的?』一名士兵拿電筒照著我們。關回答說:『我是法國新聞通訊社記者,他是美國聯合通訊社的。』『美國人!美國人!』那位士兵驚呼,並用電筒照我的臉,仔細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是陳毅部隊開進南京城先遣隊的尖兵。
我們被帶到一位共產黨指揮員跟前。他正在衝士兵們喊叫,催他們快速向市區進發。這並不是按計劃要在上午進城的大隊人馬,而是因市內大火,強行軍從西北門入城的先頭部隊。指揮員匆匆問了幾個問題,便命我們回到車裡掉頭開回市區。領路的是一輛民用吉普車,車上坐著六個人,有的是共產黨軍事指揮員,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員會成員。我們加大油門,向電報大樓奔去。
在電報局樓裡,我和關擲幣決定誰先發稿。他贏了。他發了一封三個字快電----Reds take Nanking(『赤黨』佔領南京)。緊隨其後,我發出了66字電訊稿。不想,電文剛發完,共產黨軍隊就切斷了南京和上海間的通信。關的三字快電很快便擺到巴黎法新社辦公桌上,可編輯們翹首以待的詳細內容卻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啟動無線電傳輸後纔發出。這使關與南京失陷的頭條新聞失之交臂。我的電文倒立即通過美聯社電信系統向全世界播發。當太陽照耀在紫金山時,共產黨已經完全佔領南京。
黎明時分,我趕到南京城西北門。共產黨大隊人馬個個身穿黃軍裝,頭戴平舌帽,准備入城。他們沿人行道整齊地坐在背包上,步槍斜靠在肩,一會兒聆聽政治委員講話,一會兒高唱革命歌曲。圍觀人群好奇地看著他們。附近居民端來熱水熱茶,熱情地倒進他們從皮帶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國民黨掉隊士兵從旁邊路過時,卻沒人理睬。
大學生們湧上街頭,有些還在大卡車上高呼口號歡迎解放軍。然而,士兵們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靜靜地從他們身邊走了過去。
共產黨部隊井然有序,人人稱道。然而發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卻使整個事件略顯美中不足。早上6點,12個農村長大的士兵到處轉悠看風景時,碰巧來到美國大使館。他們要門房打開鐵門,其中幾個稀裡糊涂闖進大使的臥室,把72歲的大使驚醒了。『你們是什麼人?想要乾什麼?』大使大聲喝問。帶著槍的幾個士兵邊嘀咕邊退出房門,一會兒又和另外一些人回來,其中一位解釋道,他們只是隨便轉轉,沒有惡意。使館專員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涇波到來後,他們便離開大使臥室。出門時,一位士兵回過頭來對傅說:『這兒的一切很快就會屬於我們。』
使館將此事向華盛頓匯報後,美國國務院命令駐華武官索爾准將向共產黨軍事當局抗議。但索爾卻找不到人來接受抗議書。
惟一仍在出版的報紙是基督教的《義士報》,報上滿載歡迎共產黨的文章。新華社開始運轉,采編人員多是兩天前還在為『中央通訊社』工作。
劉伯承被任命為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主席,接著被任命為市長。自4月28日起,臺灣起飛的國民黨轟炸機每隔幾天就要光顧一次,飛行高度相當低,因為共產黨只有射程有限的50口徑機槍。
5月,南京的文化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學生以極大熱情歡迎共產黨政權。他們組成演講隊到全市宣傳講解『新民主』,在大街上高唱共產主義歌曲,扭秧歌,一對一對地在手臂搭成的『拱橋』下鑽進鑽出。士兵則教學生們跳革命舞。
軍事管制委員會5月16日通知各報社,要求注冊。十多家南京報社奉命去登記,大多數被拒發執照。僅兩家報紙沒被『槍斃』----《中國日報》和《新中國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