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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07期封面:上海人3.0
上海人3.0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也是上海向3.0時代邁進的關鍵年份。
建國後的上海,經歷了三次蛻變:
上海1.0時代,作爲共和國的長子,上海人克勤克儉,一度曾貢獻了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往日輝煌的映照下,上海和上海人的腳步也日益沉重。
上海2.0時代,改革開放後的上海經濟飛速發展,同時伴生的還有物慾至上。房價飆升、股票蹦極……上海的屋檐下,彙集着夢想、成功、財富以及不安與焦慮。
上海3.0時代,人們期待着: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意味着,生活在上海的人彼此微笑,每個人都有歸屬感,上海更加熱情、更加包容,成爲大氣、有活力、真正宜居的國際化都市。而這份城市的榮耀,將屬於上海人、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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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平的
上海世博會已經進入了最後倒計時。在世博會的聚光燈下,上海與上海人,同時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對於上海3.0時代而言,擁有新價值觀的“新上海人”,將面臨着平等的機遇,享受平等的權利,成長爲氣氛平和的都市裏,一個心態平衡的羣體
本刊記者/關軍特約撰稿/張鷺(發自上海)本刊記者/萬佳歡
“上海對我來說,是一個必須要經歷的過程,是一片熱土,每次從外地歸來的飛機一落地,我就提醒自己,這是片值得我奮鬥的熱土。10年了,我每天早上醒來都如此提醒我自己。”上海艾肯品牌策劃公司總經理王啓告訴《記者》記者。1999年7月,新疆人王啓從廣州來到上海,結婚、生子、創業,從此成爲“新上海人”。他越來越感受到人在上海的便利,諸如不需要太多的社會關係,辦理對公業務時候非常高效,開辦公司、繳稅、辦理勞保等,方便快捷。
全球化時代的上海人
“曾祖父母輩開始,祖父母,父母,本人,全部生在上海的,是上海人。”
“父母都出生在上海或解放前到上海學生意,解放後我國第一次統計人口,並開始登記發放戶口簿,開始戶籍管理制度,然後,生活在上海並繁衍下一代,現在身份證是3101開頭的是上海人。”
“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外籍省市和農村人員到上海打工,支援大上海的現代化建設,已在上海落戶的均爲新上海人。”
這曾是一個網民對於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壁壘森嚴的定義。而早在2007年,上海平均每3個人中就已有1個是“新上海人”,他們可能來自安徽、山東,但也可能來自韓國、美國,可能是黃種人,也可能是白種人、黑種人。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人的成分更加複雜起來,更趨於國際化。大量外來人口,包括數以十萬計的臺商和外籍人士涌入,正稀釋和改變着上海人的整體印記。
一個與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緊密相聯的“新上海人”羣落,在上海轉向3.0時代的蛻變中,越來越頻繁地浮出水面,使得上海人的界定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上海外企白領馮蔚更看重的是居住年限,她覺得在上海生活五年以上,逐漸適應了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就算是上海人了。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幹春暉覺得,雖然普通話在上海被越來越多地使用,但判定一個人算不算上海人,還是要看他是否熟練掌握上海話。“你看,現在普通話越來越普及了,但是在罵人或數錢的時候,一個人要是用上海話,那就說明這是他的母語。”
知名民營書商路金波則認爲,能適應上海的文化並在此自如生活的,都算是上海人。他清楚記得自己從北京到上海的時間,2000年9月11日,“9·11事件”一年之前。他從此成了新一代上海尋夢人,很快完成了從文化人到文化商人的角色轉換,也適應了這座城市。路金波說自己對有關“上海人”的爭議一直不是很敏感。周圍接觸的外地人、上海人、外國人的比例,早期是4:4:2,現在差不多是6:3:1了,但大家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院長王昊青的觀點是,在上海出生併成長,就應該算作上海人了。不過,她也有自己的疑惑:自己的兒子已經上初二了,像他的同學們一樣,不大會用上海話流利地表達,這讓王昊青很着急:“要是連語言都丟了,還有什麼上海人的特徵?”
周立波則認爲上海話永遠不會消失,特別是他的海派清口正被更多的上海人所熟悉,很多孩子看了他的表演以後都開始學說上海話了。不過,鑑於孩子們在學校上課時都不許說上海話,周立波告訴《記者》記者:“我對這個還是比較有看法的,同學之間還是應該講方言,一個地方方言的消失,意味着地方文化的消失,這是很可怕的。”
假若3.0時代來臨
“上海是我去過的,市民們最不喜歡微笑的城市,甚至比香港還要少。上海人不喜歡微笑。我希望上海人能有更多的微笑。”上海艾肯品牌策劃公司總經理王啓談到自己對上海3.0時代的期望。他至今還記得一個朋友許久以前的比喻:“我把上海的可以撿到的金子撿到手後,會像扔香蕉皮一樣,拋棄這個城市。”而如今,上海是過渡的心理雖然沒有徹底消失,但是得到了部分的緩解。
《上海人底色開始漸變, 1900萬人爲世博會移風易俗》,這是2010年歲初,各媒體關於世博大規模報道中的一個標題。
隨着上海世博會的臨近,一場與國際社會文明接軌,從上海大街小巷裏發起的消滅“睡衣黨”的戰爭,開展得如火如荼,距離世博會館不遠的小區掛出了“睡衣睡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的標語。雖然有關的爭議也持續不斷,但這絲毫不能夠影響上海人嚴肅認真打擊穿睡衣上街等“陋俗”的熱情。銀行、電信等窗口行業,“不說普通話”“態度傲慢”等“陋習”,也幾乎會第一時間內被輿論監督曝光。
上海當然不會一夜之間脫胎換骨,但是一個越來越文明、親切的上海,將是通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上海已經接納了很多。”從上海到美國定居的網友飛燕稱讚,她此前曾表示:“我對上海沒有感情。好像一場戀愛,遇到美麗精明的對手,時間花了,沒有動心。”
而變化了的,不僅僅是習慣。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一直在強調不同族羣間的融合,他強調:“這個‘新上海人’不是指新進入上海的人,它是一個文化概念,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城市共同體找到一些獨特的精神特質,形成一種價值觀,如果我們大家又都能對此產生認同,那麼我們都可以被稱爲‘新上海人’。”
走向上海3.0時代,有着新價值觀的“新上海人”,作爲一個公民羣體正逐漸展示出自己的力量,豐富着既往的“上海人”概念。比如數以百計的上海市民曾走出家門,爲了抗議磁懸浮項目而多次進行溫和的“集體散步”,不乏理性,但又表現出對自身利益的維護,預示着其強烈的公共意識的覺醒。
上海交通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院長王昊青則發現,自己所在的小區,居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較之以往明顯增強,“以往的業委會選舉基本沒人過問,現在大家都積極參與。”
上海艾肯品牌策劃公司總經理王啓認爲,“新上海人”最需要改變的是“不關心政治、不關心上海人、不熱愛這個城市”。具體到他自己,他希望,假若上海3.0時代真的來臨,自己的事業能更好一些,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夠影響到其他人和企業,同時帶動和改善身邊的同事及其家庭現狀,爲上海的成長留下自己的腳印。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世博會是傳播中國的契機,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機。上海人正在悄然改變,而外界對上海人的印象卻幾乎原地踏步。當下中國,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視,不是針對河南人、北京人、廣東人或東北人,而是針對上海人。
長期以來,上海在作爲奇蹟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被當作笑柄。上海交通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院長王昊青覺得,她從小生活的這座城市一直陷於角色錯位。
早在計劃經濟時代,那些去過“大上海”的國人大多有這樣的經歷:像搬運工一樣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順便捎回的,是對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爲是的抱怨。
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告訴《記者》記者,她一直不明白,“上海人負擔着全國1/6的稅額,然後人均只住着兩個平方(米),爲何外地人對上海人心存偏見?”
1990年,電視連續劇《渴望》在全國尤其北中國曾達到萬人空巷的熱度,而上海人對此卻極其不買賬,因爲劇中唯一一個反面人物,就是以上海男人的形象塑造的,而且名字就叫王滬生。
若干年後,《渴望》的製作人鄭曉龍接受採訪,說起這部電視劇的創作緣起——當年跟王朔等幾個朋友呆在一塊兒“捏故事”,在王朔的主導下,劉慧芳這個人物出現了,集中國婦女所有傳統美德於一身,女主角得有男的陪襯吧,於是宋大成這個好人和王滬生這個壞人就出現了。起名字的時候,大家說,“這壞人可不能是北京人”,於是,就叫王滬生了。
扮演王滬生的演員孫鬆說,自己演完這個角色後一度處境很尷尬。“走到哪都有人指指點點,在火車上都會被阿姨邊打邊罵。當年我在上海演出時,偌大的體育館沒有人爲我鼓掌。”
自《渴望》之後,影視劇、春晚小品等場合出現的上海人形象,也多爲自私自利、斤斤計較一類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員張結海曾以熱播的電視劇《潛伏》爲例,其中一個情節是行動隊隊長馬奎的上海太太給客人吃發黴的點心。他覺得這也屬於對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他的觀點很快被媒體以“學者指《潛伏》醜化上海人”一類的火辣標題刊發,引起新一輪的熱議。
發生在上海青年劉翔身上的故事值得玩味。當劉翔橫空出世,併成功塑造出一個偶像形象,公衆不覺得他是典型的上海人,反而認爲他是“異類”;當北京奧運會上劉翔黯然退賽,被許多人視爲“怯懦的逃兵”,一種很有市場的評價又風行起來:到底是上海人啊。
上海不高興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大多一笑置之,只是某些時候的某些人羣,會有煩躁和不理性突然爆發出來,並多次激化成網絡熱點事件。
在一次訪談節目中,上海財經大學世博經濟研究院院長陳信康教授援引有關調查數據,認爲上海人素質偏低,與國際化大都市形象不符,部分市民排外現象嚴重。他不曾想到,自己的發言在網絡上引發一些上海人的憤慨,聲討甚至謾罵滔滔襲來。
無妄之災也降臨到上海文化商人李大偉的頭頂。他不斷接到陌生人的電話,“基本就沒停過”,其中絕大多數開口就是謾罵。李大偉有點暈頭轉向,後來才搞明白,《新民晚報》社區版重新刊發了他四年前的一篇專欄文章,題目是《新英雄闖蕩上海灘,不限戶籍個個精英》,文中如下一段話激怒了一些上海人:“新上海人,浦東密集度最高,辦公大樓裏最多。到浦東,尤其是陸家嘴,都說普通話,說上海話是沒有文化的表現,有點像美國土著紅種人。”
有人致電報社和宣傳部門抗議,有人直接在網絡上回擊,《新民晚報》所屬的論壇也曾遭受惡意攻擊,而當事作者和編輯更是被“人肉搜索”。
從小在上海出生、長大的李大偉有點詫異,他沒有想到罵他的人大多數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許多人的上海話也說得並不地道。
那篇文章被縮編到報紙上,又被摘取到網絡上,不斷被斷章取義,最後直接稱了一句“說上海話是沒文化的表現”,這讓某些人心中積鬱的怨氣找到了發泄的出口。“年輕人一看到那句被放大的話,立即熱血沸騰,有的沒有搞清前因後果,就開口大罵。”
李大偉經營着一家很有名的茶館,“上海話事件”中,他很擔心發生過激行爲,比如有人上門鬧事。但事實表明,他多慮了,那些謾罵者不過只是躲在暗處發泄一下。“上海話”事件最直接的影響發生在當值見習編輯周小姐身上,因爲某些官員也對這一事件表示震怒,致使周小姐被調離原來的崗位。
一位網友的評論對此現象感到詫異,開埠以來海納百川的上海,怎麼連一句調侃都承擔不起?他覺得“上海話贏了,上海輸了”。
最近的一次關於“歧視上海”與“上海歧視”的著名公共事件,發生在2009年12月23日早晨,上海電臺動感101《音樂早餐》直播中,主持人曉君和小暢在播放音樂間隙用上海話調侃。一名聽衆發來短信稱“求你們不要說上海話了,我討厭你們上海人”。曉君在節目中迴應:“⋯⋯這位聽衆,請你以一種團成一個團的姿勢,然後,慢慢地以比較圓潤的方式,離開這座讓你討厭的城市,或者討厭的人的周圍。”
地域歧視背後的社會心理
爲什麼中國人熱衷於地域間的歧視、醜化?
文化學者易中天把地域歧視看作經濟、文化差異造成的誤會。他舉例說,北方人請客,擺一桌子,不把你灌醉不罷休,這在南方人看來是虛僞和擺譜兒。相反,在上海吃飯,北方人覺得就那麼一點點菜,覺得你怎麼這麼小氣呢。大家都認爲自己很實在,對方很虛僞。
易中天的觀點是,不同區域的人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古訓,客觀、冷靜、理智、平和地對待地域文化問題。
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把地域歧視的主因歸結爲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地區性歧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並不植根於知識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國民性’問題,而是植根於人性的普遍弱點,這一弱點的起伏消長,是與社會發展不平衡聯繫在一起的。”
作爲主攻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者,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員張結海試圖在此層面尋找答案——
從心理學的角度,歧視本身是帶有自卑感的,一個對自己沒信心的人,才更容易在潛意識裏尋找、放大、嘲弄別人的“弱點”,以此體現“優越感”,獲得某種心理補償。“請注意,在心理學上,自卑的反義詞不是自傲,而是平和。”
學者餘秋雨也認爲,上海人的自傲是弱者心態。“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歧視他人的人,之所以眼中滿是別人的缺點,恰恰是因爲他在潛意識裏需要藉此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這也符合心理學上的一個著名論斷: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我們想看到的。
張結海說,在中國,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公然的歧視已經涉嫌違法。在美國,白人對其他有色人種尤其是黑人至今仍有偏見,但是,沒有人敢於在公開場合表達針對某一族羣的攻擊,因爲這就要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並要承擔法律責任。
中國的情況就很可怕了,文藝作品和公共空間不僅充滿各種地域奚落,甚至不乏對殘疾人、病人等弱勢羣體的嘲笑,張結海對此的評價是,中國人“不但歧視,而且敢於歧視”。 ★(張鷺對本文亦有貢獻)
上海榜樣
新的城市價值鏈中,積極的上海力量成爲上海3.0時代發展的原動力
接到《記者》記者的電話,王昊青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打算)怎麼寫我們上海人?是讚美上海人呢,還是讓上海人‘下地獄’呢?”
“我們希望儘可能公正地寫。”
“那就是‘下地獄’嘍。”因爲與《記者》記者熟識,王昊青這句話帶有半開玩笑的意味。不過很顯然,在這個上海女子的印象中,來自外界的對上海人的讚美少之有少。
王昊青是上海交通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的副院長,目前還擔任世博會上海館的策劃總監,其職責所繫,是通過上海館對外傳播上海的形象和理念。上海的責任是示範價值。
王昊青說,想理解上海,看看石庫門這種本地特有的建築吧,它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西洋的,真正是中西結合。上海這座城市,也是如此。
包括易中天、餘秋雨在內的多位學者都曾指出,中國其他地域對上海的批評與不滿,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公衆似乎普遍對上海的特異性及西化難以接受,由於漫長的封建農耕社會積澱的心態,他們更看重同一性。易中天直言,人們許多時候是“以一種相對落後的文化觀念去抨擊上海人,或者對上海的先進與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經濟理性’‘個體意識’甚至‘衛生習慣’等等)‘看不慣’或‘看不起’。”
上海的契約精神
人們有意無意間忽視了上海集體人格中的積極意義。
上海人的特性與這座城市的早期經歷不無關係。在當代中國人當中,上海人尊重規則、尊重契約、關注個人生活品質等特點,都使他們看上去更接近現代社會和商業文明的規範,也在更大程度上背離了中國的傳統人際關係和性格特徵。上海人之於中國人而言,究竟是先行了一步,還是離經叛道?
餘秋雨把近代科學先賢徐光啓看作上海文明的一個標本,認爲他是中西文化的奇異組合,“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着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
李大偉祖籍山東,生於上海,當過教師,做過記者和專欄作家,目前從商,涉足地產、餐飲等多個商業領域,對上海人作爲“經濟動物”的一面多有觀察。因爲工作的關係,李大偉走南闖北,他對北京、山東、東北的生活都很熟悉,“北方人先處交情,再談生意。上海反過來。做生意、辦事,很少會想到如何利用政府資源”。從生意本身而言,他當然更喜歡後者。而上海人在生意上不是風險偏好型的,所以民營經濟不是很發達。上海人做生意的特點是,對低利潤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上海還有一個龐大的職業經理人階層。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幹春暉在接受《記者》記者採訪時也認爲,上海人在現代社會的角色是稱職的職員,他們最推崇的人是唐駿,這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職業經理人,被稱爲“打工皇帝”。
幹春暉也曾在多家企業擔任高級管理者,他對上海人的經濟理性十分推崇,覺得這恰恰符合了市場經濟中最基本的要求。他注意到,上海人有非常好的契約精神,談判的時候顯得斤斤計較,但一旦簽訂合同,執行力就很好,講究信用。“如果說上海的軟實力,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條。”
知名民營書商路金波生於陝西,在上海生活多年。前些年,路金波還在老城區租房子住,鄰居多爲老年人。他那個單元,二層、三層的住戶分別是78歲和87歲的老人。有一次,其中一位老人替居委會代收管理費用,因爲零錢不夠,欠了路金波四角錢。“算了,不用找了。”路金波很自然地說了一句。但老人家卻極其認真,連續幾次跑到路金波家還錢,最終還是把四角錢給了路金波。
“這就是上海人的觀念,不會總想着佔別人便宜,也不會隨便虧欠別人什麼,哪怕只是幾毛錢。”路金波對此感慨道。在他看來,外界對上海人性格的非議,某些其實恰是符合現代商業文明規則的,即使是某些性格瑕疵,大多也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上海沒有蹭飯這個詞,出去吃飯肯定是有事,事先講好誰買單。要不然平白無故吃你一頓飯,欠你個人情幹嗎?”作家葉辛說。
曾在貴州插隊的葉辛去過當地的很多工廠,他說,即便匆匆參觀一下,也能發現貴州本地的工廠與上海遷到貴州的工廠有所不同。前者因爲有上午八點上班九點下班、下午兩點上班三點下班而被稱爲“八九二三部隊”,而後者,即使在文革中,遲到、早退這樣的風氣也是不被容忍的。
上海交通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院長王昊青說,上海人最難以容忍的生活習性就是髒和懶。這個羣體總體上守紀律、善忍讓、處事理性,少了一些東方人的矯情。
在王昊青看來,上海人以打理自己的人生爲樂事,不會得過且過,這在她那些畢業不久的學生身上也有體現——那些80後的年輕人很會規劃生活,很注意理財,有的已經擁有兩套住房。
在接受《記者》記者採訪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幹春暉特意強調,上海對中國城市的未來發展確有許多示範意義,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理應更多承擔起溝通中西的橋樑作用。外界看待上海的眼光要改變,上海人自己也需要不斷完善自身。在幹春暉看來,上海人的前瞻性不夠,“一個不關心自己前途的城市很難成爲國際大都市。”★
上海人的文化密碼
——從老城廂到外灘
“上海”從開埠起就是一個不斷生長着的地域概念,上海地理成爲了解讀上海文化密碼的關鍵,也成爲上海城市進化中永不褪去的底色
“你喜歡直白的可以去看小瀋陽,喜歡直白帶含蓄的可以去看郭德綱,喜歡含蓄的請看周立波。”看似口無遮攔的周立波,在臺上並不憚於拿自己與同時代的另兩位話題人物做比較,他用的比喻聽起來有點刻薄:一個吃大蒜的,怎麼能和一個喝咖啡的相提並論?這樣的撇清每每引發臺下上海人會心的爆笑。
與《記者》記者聊起上海人的話題,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主動把話題引向了周立波。在他看來,周立波此言並無褒貶的含義,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而已,“如果說趙本山和小瀋陽熟悉東北人的文化密碼,郭德綱深諳天津人的文化密碼,那麼周立波是切中了上海人的文化密碼。”按照他的解釋,這裏的“文化密碼”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與歷史經驗。
“喝咖啡的上海人”,其文化密碼又是什麼呢?“從小看着鋼窗蠟地,吃的老大昌的麪包和摜奶油長大”的周立波曾打比方,這就好比“豁鈴子”(以暗示、言外之意讓對方知曉)和“接鈴子”(對方會意),“哦,對上了,開心啊。有的新上海人也來看,一直問,啥意思啊啥意思啊,聽不懂。上海朋友亂笑,跟你講不清楚,講了你也不懂。”
1952年,羅茲·墨菲在動筆寫《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時,朝鮮戰爭還沒結束。他在該書末尾預言,“大城市不會偶然地出現”,“一旦和平在東亞恢復,上海的經濟領導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將會使上海在未來的歲月裏繁榮興盛。”
事實上,被這位歷史地理學家認爲是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賦條件——上海獨特的現代性的起點,正是英國殖民者對其地理優勢的發現。如果說地理因素是上海成爲現代中國之匙的關鍵,那麼,依然是城市地理,將上海的文化經脈內外勾連、一氣貫通。
老城廂的生活
上海公交11路走的是一個環線,這條線以老西門爲起點和終點,圍着人民路和中華路繞了一個圈。從老西門出發,坐兩站地在老北門下車,回頭走一小段就是大境閣。供奉關帝爺的大境閣少有人光顧,也就沒有香火,只在關帝座前用紅色燈泡意思一下。
大境閣對於上海的重要性在於,這裏保留着一段近50米的上海老城牆,證明着上海老縣城的歷史成色。信步進去遊覽,不經意間可以在青磚上發現“咸豐五年,上海城磚”的字樣,可名牌會告訴你,這城牆可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築的。大境閣二樓的展覽館裏,1885年的《上海城廂租界全圖》上顯示,彼時的上海老城廂被一圈周長九華里滴城牆所圍繞,城牆以北就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就是英美的公共租界。
“城牆在民國元年(1912年)上海搞自治運動時,被自治運動的領軍人物李平書力主拆掉,護城河被填平,形成了現在的人民路和中華路”,上海原南市區文化館館長顧延培介紹。而老城牆的九個城門,只保留了名字,變成環老城廂的11路公交車的站名。
顧延培在老城廂住了60年,他的辦公室所在的文廟路是老城廂的心臟地帶。穿過文廟和雜亂的路邊店再往裏走,就到了居民區。不足3米的小道兩旁,遍佈帶老虎窗的尖頂房子,路人一眼就能從敞開的門窗裏看見主人的全部家當。屋外的竹竿上,胡亂掛着汗衫、女人的內衣褲和襪子,穿着睡衣的主婦提着籃子從菜場回來。
用上海人的話說,這裏是典型的“下只角”。顧延培承認老城廂的雜亂,“進得去出不來,轉彎抹角的像迷宮一樣。”但他還是對這個提法有點不快,“原來,開埠的地方(租界)纔是下只角,我們這裏叫‘城裏’的。”因老城廂700年的文化底蘊而驕傲的顧延培,樂於向你提及老上海縣城的繁盛,“上海的市徽圖案是一艘五根桅杆的沙船,上海縣城就是因爲沙船業而興起的,因爲沙船大,不能靠碼頭,只能停在江中,用駁船去卸貨,最盛時江中停着3500條這樣的沙船。”
上海古老的沙船業隨着外國輪船運輸的興起而衰落。“從1860年代開始,報紙上已經有了賤賣沙船的廣告,1880年代後,一些大的商船號相繼破產。”研究上海老城廂興衰過程的上海史研究者何益忠曾表示,“上海的主港區從現在的南碼頭到十六鋪這一地段,北移到租界的沿浦地段。這對以港興市的老城廂是個沉重的打擊。”
以人民路(解放前稱“民國路”)所在的城牆爲界,上海被分成奇異的兩個世界。即使到了1941年,據羅茲·墨菲觀察,仍舊可以在三四個小時內從外灘中段跑到一點也沒有改變的農村地區。鄉村相距不到10英里;水稻和村莊,可以從市區的任何一座高樓大廈上看得清清楚楚。“這是世界上最爲輪廓鮮明,最富於戲劇性的邊界之一。傳統的中國綿亙不斷,差不多延伸到外國租界的邊緣爲止。”
“老城廂每到晚上都要關城門的,租界那邊也要把鐵絲網拉上”,顧延培介紹說,1912年推倒城牆後,這種夷夏之防也絲毫沒有減輕,以人民路的中線爲界,南邊屬於老城廂,北邊屬於法租界,於是上海最奇怪的一條路出現了:路中線以南的一半是上海傳統的石子路,路中線以北的一半是現代的柏油路。
租界裏的法國人幾次想把商業勢力滲透進路中線以南的老城廂,都沒成功,其中隱含的民族自尊是,“沒開發的土地讓給你,可以;想在我們已經開發的地方開店,不行。”
顧延培不同意把上海現代性的起源完全歸結於租界,因爲在他的老城廂,同樣也有現代文明的種子。他提到被餘秋雨稱爲“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的徐光啓,這位明代的基督徒官員重視科學和實證精神,他喜歡鑽研數學和曆法,引進馬鈴薯解決饑荒問題。
“一說徐光啓很多人都想到徐家彙,但他其實只是葬在那裏而已,他真正生在我們老城廂的喬家路,現在故居還在。老城廂的尚元街,就是他當年搞實驗的地方。”
外灘,上海人的職員人格
作爲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外灘,無論是作爲歐洲古典建築和近代建築折中式的上海總會大樓,新古典主義的怡和洋行大樓,都共同洋溢着資本的榮耀感與自信力。只有走在這些雕飾繁複、巍峨厚重的建築之下,才讓人感覺,這纔是真正到了上海。
這裏與國際接軌的程度,從記者偶然發現的一個細節可見一斑:一位坐在大樓外休息的年輕保安,手裏拿着一份《國際先驅論壇報》、一份美國《紐約時報》在翻閱。記者好奇地問,“能看懂嗎?”“嘿嘿,看不懂,看看圖片啊。”
外灘上東西向的馬路,無一例外地東靠黃浦江,向西呈放射狀延伸。這是早期上海租界的生長軌跡。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介紹說,開埠初期租界的人口很少,開埠10年後的1853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也不過是外僑200多人,華人500人,這些華人以買辦爲主。顧延培說,這些人多任職於銀行和洋行,“原來是老城廂的錢莊和雜貨鋪的夥計,也有廣東來的,後來錢莊的資本小,被外國銀行擠垮了,雜貨鋪的待遇也不如洋行,懂英語的夥計都被挖走了,就成了最初的買辦。”
根據中共上海地下黨在1938年編寫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估計,到了1930年代,這些分佈在市政機構、警察機關、洋行、工廠、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的舊式職員,有二三十萬,居全國第一。
他們往往出身貧寒,在洋行裏從練習生開始做起,穿着整齊,時刻注意保持髮型,不在辦公室吸菸和吃東西,聽從上級的命令而很少爭辯,因爲在這個外國人的特權社會,外籍職員掌握着關鍵技術和職位,讓他們註定升遷無望。用社會階層的名詞對號入座,他們屬於職員階層。“小心謹慎,不外露,不張揚,有事放肚子裏。”顧延培認同,這種“職員人格”幾乎就是上海人性格的寫照。
“上海職員的待遇是很高的。老上海人有個說法,海關是金飯碗,銀行是銀飯碗,郵局是銅飯碗”,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說,1920年代,一個洋行的高級華人職員月薪能拿到2000塊,郵局的一等職員工資是400塊,一個普通繅絲廠女工的工資是三四十塊,連黃包車伕也能月入15塊。而同時代的北京,陳獨秀作爲北大知名教授,月薪不過200塊,而曾在北大做過圖書管理員的青年毛澤東,那時的工資爲8塊。
待遇優厚固然是上海市民嚮往職員階層的原因,但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看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派的留學生、大學生和科技、工業資本家這樣的資產階級替代舊式紳商成爲社會的主流階層,也使得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成爲上海社會的主流意識。“他們有新式的文化修養”,這也是《花樣年華》式的小資情調得以孕育的基礎。
“上海人的這種‘火雞性格’‘辦事員性格’,從好的方面講,是踏實、理性;但在膽量、魄力上也有侷限,做事有點瞻前顧後,凡事要想三步。所以你看改革開放後,上海人很少有創業的,創業的都是敢想敢幹的溫州人。”上海作家葉辛對《記者》記者說。
上海的資本市場歷來興盛,懼怕創業風險的上海人,無論是職員階層還是小市民階層,都慣於將業餘投資作爲獲得收入的手段。而投資與投機,往往只有程度的差別。樊衛國介紹說,從19世紀末起,一些洋務派的軍工企業搞民間集資發行有形股票,就發生過股災,商人從錢莊貸款,販夫走卒也把自己的老底拿出來,結果股價一瀉千里,很多人被套在裏面。“過去上海的老話,吃力的不賺錢,賺錢的不吃力。”樊衛國說,一個世紀以後的1990年代,電影《股瘋》很真實地拍出了上海人的這種心態。
南昌路,老克勒的趣味
南昌路在淮海路附近,屬於老的法租界,附近遍佈法國梧桐和極具風情的品牌店。任何一個熱愛逛街的上海女孩都會告訴你,比起品種繁多但價格相對便宜的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品牌店的東西更高檔也更貴。這裏不像南京路那樣有熙熙攘攘的人羣,而是充滿着安靜而慵懶的小資氣場。
上海作家程乃珊聽說《記者》記者想尋找1930年代的老克勒,略感驚訝,“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跟現在一點聯繫也沒有了啊,只能在博物館才能看到了。”但至少在2年前,南昌路還活躍着這麼一對耄耋之年的伉儷——李九皋和陳素仁。從1979年李九皋從北京退休回滬開始,直到2007年,每天下午5點,他們都會從南昌路136弄的上海別墅裏,來到離家3分鐘路程的“潔而精”川菜館用餐。
在“潔而精”問起這對老夫婦,服務員隨手指向左邊第二根柱子下的桌子,“他們每天都在這裏吃飯的,每次只叫兩個半客菜。這張桌子是他們的專坐,他們吃完飯走了,別的客人才能坐”。他們保留着一千多張在這裏就餐的發票,這些發票也成爲日後電視臺做節目的新聞由頭。
服務員說,2007年,時年92歲的李九皋老人去世,而他現年99歲的夫人也住進了養老院。只有他們的兒子偶爾會來店裏,看望一下已經跟老人形同親人的經理和服務員。
時光倒退70年,李九皋是上海一家電臺的英語主播,夫人陳素仁比他大5歲,兩人因一首法國情歌《玫瑰人生》結緣。陳素仁喜歡“白相”,開汽車、騎馬,她是上海飛行社第一批僅有的兩名女飛行員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在“八·一三”淞滬之戰中血濺長空的航空女英雄楊瑾。
李九皋爲了讓夫人在物質生活上過得隨心所欲,開了一家公司經營美棉的進出口貿易。與客戶談生意在就百樂門這樣的舞廳裏,他只與自己的終生舞伴陳素仁跳舞,從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後一支曲子。這個習慣從1936年一直保持到1952年。之後,李九皋被調往北京工作,二人被迫分居兩地,又在“文革”期間痛失大兒子。
退休回到上海的李九皋,直到90歲還擔任着一家國際貿易公司的高級顧問。從年輕時擁有汽車、洋房和鑽石,曾一下跌到人生谷底,他們並未抱怨。程乃珊去採訪晚年的李九皋,老人驕傲地說,“我們仍擁有一個玫瑰人生。”在程乃珊看來,老克勒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精緻而優雅的趣味,“你不能指望只跟他們聊一會兒就能體會到那種內涵”。
讓這位作家念念不忘的1930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但上海人對精緻生活近乎本能的追求,即便是在極端的年代也未曾改變。程乃珊說,以前上海人結婚,不愛到國營商店買傢俱,做工太粗糙,而且千篇一律。他們寧願在一個小小的亭子間,自己刷牆,自己做傢俱,比買的都好。“上海人不跟天鬥不跟地鬥,他們的快樂就是追求自己的小樂惠。”
福州路,東西方融合的樣板
在外灘的一系列西洋風格的建築中,只有輪船招商總局是唯一不帶外資色彩的——雖然現在它已成爲某品牌服飾的專賣店。銅製大門的門樑上標明瞭建築年份:1901。其殖民地早期的外廊式風格暗示着這是外灘最早的建築之一。
輪船招商總局靠着的福州路,現在也全都是西洋風格的建築,看上去與比它更北邊(租界的發展歷程由南向北,更北邊也就更晚)的三大馬路區別不大。
但根據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的研究,這條興起於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街道,在租界裏真正體現了華洋交融的格局。在它之前的同治年間興起的廣東路,雖在租界,實行的卻是舊制度,窄窄的街道上擠滿酒肆、茶園、戲園,商民士紳沒有官品不得乘坐馬車,形成一個獨立而封閉的華人社區,而後逐漸衰落。而福州路則一開始就由工部局實行西式管理,有路燈、下水道。當時的英國總會大樓就設在福州路東首,這裏的酒樓、茶肆、書場率先引進西洋幻燈片和魔術班,“西洋景”就是這麼誕生的。
煤油燈、煤氣燈、電燈、自來水這樣的外來事物進入上海時,並非沒有遭到阻力。“但不管主動還是被動,上海人還是最先接受了這些現代觀念”,上海市原南市區文化館館長顧延培說,“後來很多人說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很多情況下他們針對的只是外地人那些不講公共秩序、衛生習慣的行爲而已。以前租界裏的外國人也看不起上海人的。”
作爲移民城市,上海的租界要完成的不僅是東西方融合,即便是中國人內部的融合,也並非朝夕之功。據上海自1885年以來歷年的人口統計,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佔80%以上。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發現,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裏,外地人來上海後一直都自認過客,甚至到了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舉行開埠50週年慶典,上海人打出的旗幟仍是“廣幫”“寧幫”之類。
那麼上海人的自我認同是何時、怎樣形成的?熊月之的答案是,1905年開始的上海自治運動。“領導上海自治的士紳,很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來移民,他們投入上海自主運動,說明這些移民已經認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時說明上海當地人也認同了他們。”
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說,1930年代,英國政府專門請了一位南非大法官費唐博士考察上海的城市性質,費唐博士提交的報告裏認爲,上海完全是個自我治理的城市,它有一套自己的原則:自治、自由、法治、安全。“這是租界留給上海人的精神財富。上海人有自律精神,敬畏規則,遇到糾紛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官,後來大法官沒有了就找組織、找老孃舅。”
這個特點在作家葉辛看來,就是“上海人太老實”。他以自己當知青時的見聞舉了一個例子:改革開放前上海的公交車很擠,有一種極端的說法是1平米可以站14個人。貴陽的公交也很擁擠,上下車不方便,貴陽人會很自然地選擇敲碎窗玻璃爬進爬出,“上海人再擠也不敢這樣”。
“上海人”誕生記
1949年,對於中國來說,“時間開始了”。於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上海就完全改變了它的形象”
特約撰稿/張鷺本刊記者/關軍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純潔的首都,上海則是改造最明顯的城市。”
在拍攝於1972年的紀錄片《中國》裏,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用這樣的旁白展開他對於上海近一個小時的敘述,這差不多佔了片子時長的1/3。
安東尼奧尼鏡頭下的上海街頭擁擠而有秩序:學生隊伍吹着節奏分明的哨子,整齊列隊跑步前進;穿着白襯衫、綠軍裝和藍衣服的人羣涌動在馬路上,把公交車圍得水泄不通;龐大的產業工人大軍騎着自行車,在鏡頭前匆匆閃過。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東尼奧尼在23年之前的某個時候拍攝過上海,他一定會驚異於一座城市在新政權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縣城原來的面積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開埠以後,進入了夢幻般的發展,10年後就取代廣州,成爲中國最重要的口岸,被譽爲“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時的上海在陳腐的中國封建社會確實顯得極其特殊,而其繁華程度也令人驚歎。流行的說法是,巴黎的時尚一週之內就能傳遞到上海。
舊時的上海,涌入的不僅是物質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極一時。
中央電視臺編導王沖霄說,舊時的上海,不僅是遠東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滿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這裏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貨幣皆可以在上海的銀行兌換,作爲貿易港,其自由度比現在要高出許多,堪稱當時全世界最開放的城市。
歷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華,也不乏狼藉的聲名——1864年,英國駐滬領事巴夏裏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會上宣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華人居住的一萬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鴉片窟和賭場多得不計其數”。至於電視劇《上海灘》中描繪的黑幫作惡及互相殺伐,也確實曾是城市歷史的真實段落。
“上海這個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對《記者》記者說。他所說的“原罪”,當然不僅是指上述的社會現實,其深意在於:這座城市百年來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是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當時對上海的分析吧:“它過去的所謂繁榮,並不是建立在獨立健全的經濟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其買辦的基礎上。”
動盪,然後凝固
當上海還是冒險家的樂園時,它是打開的、無法定義的城市。那時的上海,雖也有階層區分,雖也有高低貴賤,但是,哪有什麼戶口的概念?哪有什麼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權建立後,上海的最初幾年並沒有關閉大門。80歲的上海市民周鳳珍對《記者》記者說,她在1956年從虹口區搬到現在居住的位於外灘附近的四川南路時,還能看見“紅頭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遺蹟並沒有被徹底清理,各色人等進進出出的雙向流動也仍在持續。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面臨着“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上海受到的牽連尤甚。爲了把封鎖的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須有秩序地疏散人口,並且把工廠遷移到內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後的最初幾年,並沒有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從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淨遷入人口21萬,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對上海城市進行改造,動員部分工廠遷往內地,並疏散上海人口,當年從上海淨遷出56.8萬人。”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以具體數字說明着人口的變化。
在周鳳珍的鄰居、70歲的吳連安的記憶中,1953年上海開始有了戶口,但那時的戶口政策並不十分嚴格。真正嚴格起來是在1958年,戶口開始與糧票等票證綁在一起。從此,鄉下的親戚來住招待所得開介紹信,即便在家裏住,也必須辦個臨時戶口,把地方糧票換成全國糧票。不要說“紅頭阿三”,就是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想進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從1958年開始,上海正式實行戶籍管理制度,從此,上海的人口遷出容易遷入難。”熊月之評價,“這對於催發上海人的上海意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話也從此隨着城市人口流動的停滯,變得統一、純淨,電臺廣播的上海話節目和滬劇的演出,實際起到了規範上海話的作用。”熊月之認爲,“上海話的規範化,成爲上海人自我認同、區別於上海人與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話,據一位在上海多年、後來離滬的老人回憶,“當初我們在上海,講的當然是上海話,但並不純粹。浦東人講浦東人的上海話,寧波人講寧波人的上海話,蘇州人講蘇州人的上海話,揚州人講揚州人的上海話,可以說得上是大雜燴。”
被規範的上海話甚至會演變成一種無形的權力。易中天在《讀城記》裏舉例說,上海學者餘秋雨曾因不會說上海話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長徐匡迪也曾因不會講上海話而受到歧視。
對於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戶口本上的不僅僅是優越感,更令外地人豔羨的是上海人身份帶來的政策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說,計劃經濟時代全國的城市被分類爲11個級別,同級別的工資在不同級別的城市發放標準不同,上海排在11級城市中的第8級,比北京還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上海的供給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時還能偷偷地把糧票省下來送給內地的親屬。”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這樣凝固下來。在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眼裏,“過去曾受國共兩黨人士同聲斥責的外國統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這個變動同時重塑了上海與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說,“其實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很多負面印象,都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鳳珍1946年搬來後,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個有上百年曆史的石庫門裏弄。她回憶說,那個時候的四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見了,“陳毅來了以後,把她們解放了出來”。南京路上也常年駐紮着“好八連”——一支誕生於1947年、由一羣山東翻身農民組建的、由20多名解放軍幹部帶領的連隊。周鳳珍說,“直到現在,每個月的20號,好八連都會在南京路爲老百姓剃頭、補鞋、磨菜刀、量血壓什麼的”。
而作爲被好八連抵制的對象,被認爲有腐蝕作用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成爲普通上海人與生俱來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稱作“黨性教育的重鎮”,“據老年上海人的回憶,六、七十年代各行各業的單位裏、甚至街道里弄,羣衆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學習被安排得極滿極多,那時候誰有膽量來談論什麼建設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國商業文明最發達的城市,自然也要經受最嚴厲的“社會主義改造”。只不過,這改造經歷了一個從和風細雨到疾風暴雨的過程。
上海協昌是一家成立於1919年的公司,由一位沈姓家族創辦,中國的第一臺工業用縫紉機就產自這裏。現年76歲的唐振亞曾是工廠裏的學徒。1949年的大動盪中,沈姓老闆選擇留在上海。新政權建立的最初幾年,沈老闆的選擇看起來是明智的,公私合營的協昌依舊生意興隆,其生產的“蝴蝶”成爲上海乃至全國最知名的縫紉機品牌,工廠爲工人提供了保險和免費醫療,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這差不多也是當時整個上海的縮影——經濟迅速復甦並保持高速增長,資本家失去工廠的實際控制權但仍主導着生產和經營,中產階級也未受牽連。
唐振亞和他當年的同事阮森告訴《記者》記者,真正讓人感覺情況“不對了”,是1957年“反右”擴大化之後。不僅身爲副總經理的沈老闆被隔離,連唐振亞這樣的技工也要被審查三代。一番折騰後,留給唐振亞一句略顯矛盾的結語:無重大問題,不予培養。理由是他曾作過“資本家的學徒”。
針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清洗,則波及了幾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葉辛向《記者》記者回憶起那個時代,“小時候我們幾個小孩喜歡看外國小說,聊起外國的生活方式,無意間流露出好感,被資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殺頭的!’”在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的記憶裏,對於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比較講究的上海男人,頭上打着金剛鑽的髮蠟,頭是包起來的,還有包屁股的褲子,包腿的小褲腳和尖頭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樣的形勢下,上海女孩子也還是燙頭髮的。李天綱的小學女老師被揪住強行剃了陰陽頭,一個學期沒法上課。
不論男女,太緊的褲腳管也被剪掉,從褲腳一直往上剪,有的連短褲都露了出來。李天綱說自己至今記得女孩子們抱頭痛哭的神情。“從那以後,好八連的針線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審美意識。”
另一個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領神會的人羣是“咋巴”。她們聲音尖細,無論講任何事情,聲音都在四五十分貝以上。居住在寧波的上海籍知識分子施衛江概括這個羣體:以低知識層次的中年女性構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國有單位裏的工人師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於“腰背硬”,她們大都從事於服務行業,承襲着計劃經濟模式的商業經營態度來服務於大衆。
後來,在某些文藝作品中,這些出現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標準照。
擁擠的,太擁擠的
70歲的上海石庫門住戶吳連安說,石庫門原來是資本家的房子,最早只有一家人住,解放以後被收掉了,一些困難戶和單位裏的人被安排住進來,慢慢地就越來越擠了。
吳連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從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這個石庫門裏,他每天都要去與住處一江之隔的位於浦東的一家化工廠上班。他所住的石庫門,原來只有三層,後來房管所在樓頂加了一層,第四層的層高與下面三層明顯不一致。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與空間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庫門的擁擠,是最容易看得見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區的居住建築面積總量約爲2360.5萬平方米,石庫門裏弄住宅就有1242.5萬平方米,佔了總量的52%以上。
但並非只有石庫門才擁擠不堪。上海郵政系統的公務員任無我向《記者》記者回憶起自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連石庫門都沒得住”。任無我那時候住在解放前新華書店留下的一個倉庫裏,倉庫被隔成單間,改成了郵政局的單位宿舍。“我們家四口人,住20個平方(米),已經不算小了。”
任無我住的倉庫房,廚房和廁所沒有單獨的,十幾家人共用兩個水龍頭。早上起來洗臉、刷牙得快點,下班得早點趕回來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燒飯。冬天洗澡只能去單位的澡堂,一週開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鉛桶提水倒在腳桶裏,小孩只能拿個扇子躲到馬路上乘涼。
“一直到改革開放前,上海都沒什麼(新)房子,造個房子就是大新聞了。那時的上海就是現在的內環線這一塊,是現在上海面積的1/10,人口卻是現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說。與此對應的數據,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積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將閣樓、竈間、曬臺等凡能住人的面積都統計在內,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必然帶來生活習慣、社會關係的變化。
任無我談及上海人的精打細算,“都是羣體生活鍛煉出來的”。他住倉庫的時候,由於水錶和電錶也是公用的,算賬就成了一門學問。十幾戶輪着算,每月一戶主算。這並非是總用電量除以戶數那麼簡單,誰家幾個燈泡、誰家熄燈晚、無線電是否算燈泡,都是必須納入考慮的範圍。算好了貼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沒有異議時予以執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爲家庭婦男,樊衛國給出了經濟學的分析:其實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窩在家裏操持家務,她們希望男人出去掙大錢。但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產生的收益對於改善家庭生活水準的作用並不明顯,那麼,同樣的時間和精力,不如花在執掌家務上,打傢俱、修電器、買菜時討價還價。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後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開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難稱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間一樣,每每陷入捉襟見肘之困。
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工廠裏開動的機器仍爲全中國源源不斷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輕工業的相對發達並沒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質。
據《上海財政稅務志》記載,從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平均佔全國的15.41%,最高時達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財政支出僅佔全國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對上海的財政收入實行“統收統支”,上海每年上繳中央的財稅佔地方財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後,中央對上海財政政策調整爲“覈定基數、總額分成”,1988年開始實行“財政大包乾”,即上海每年上繳中央105億元基數不變,節餘自用,上海上繳中央財政的比例才逐漸降了下來。據查,從建國到20世紀末,上海共上繳國家財政收入近4000億元,佔全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對此,周立波反擊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氣的外地人,“你們知道爲什麼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糧票嗎,是因爲我們收入的10斤糧票裏有9斤5兩都是給了你們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東路附近,它離外灘的距離只有近50米,可能是離外灘最近的石庫門裏弄。這裏的居民謹慎而又熱情,面對記者的攀談,他們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記者的證件,之後會滿懷真誠地叫你“不要介意啊”,並樂於以東道主的自豪感告訴你他們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們這裏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歲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這是上海灘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專賣頂級生活用品,當時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裝、皮鞋、領帶、化妝品、女式服裝和日用品,在這裏都能找到。這裏出入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輕人和“小開”。
上世紀80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劇《上海一家人》,描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蘇北家庭。編劇黃允當時採訪了黃浦、靜安等商業鬧市區的中小商戶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戶是百年老店、名店,從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來上海學生意,吃過三年蘿蔔乾,有的再幫師三年,以後當店員、當師傅,其中精明活絡的,積點錢和朋友合夥開店,店發了,再拆股各自經營,再發了又開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間擁擠、狹窄,也造就了他們斤斤計較、講實惠、小家子氣等習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響着上海人的心態、習俗、趣味。”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爲商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覆蓋了倫理關係,由於空間狹窄,形成了你佔便宜我就得吃虧的局面,所以在個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講究謙讓的”,樊衛國分析說,“外地人批評上海人勢利,確實存在這個現象,一個經濟再窘迫的人枕頭底下也要壓幾件筆挺的衣服,因爲擺脫了熟人社會,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認識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黃金榮、國際飯店、跑馬廳、大世界、大光明,舊上海十里洋場裏標誌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敘述中,有着一絲親歷者的溫度。他樂意告訴你,現在的人民廣場以前是跑馬廳,緊挨着這裏的延安東路就是原來的洋涇浜,距這裏200米的城隍廟邊上,原來遍佈着逃荒過來的人棲身的“滾地龍”,“直到上世紀40年代,馬路上凍死的人還很常見的”。
上海人見過世面,這是真的,而他們也大多願意向外人強調:我可是見過世面的。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計劃體制和戶口的壁壘加劇了地區間的差異。上海雖進行了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仍是一個特殊的城市。作爲知青下放貴州19年的上海作家葉辛舉例說,上海輕工業的發達,讓貴陽單位的出差者變成了拉貨的驢子——每個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採購任務,都會受到親友幫助購物的額外囑託,扛回從手錶到鈕釦在內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種特殊身份,未見得比別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國內有特殊的地位,被羨慕,被仰視。
上海人很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感覺不要太好哦。通常情況下,如果這句話的語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義,而是略帶炫耀地對自己進行嘉許。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城市壁壘被部分地拆除,上海這種鶴立雞羣的城市地位帶來的優越感正在逐漸淡化。對於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顯。很難相信,吳連安所住的緊靠外灘的石庫門,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黃浦江的過江隧道,地已經開始有些下陷。吳連安隨手一指,樓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經有了明顯的傾斜。這原來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現在(與)高樓一比,就是棚戶區了”。
上海文化學者李天綱說,國營工廠買斷、大齡工人下崗,本地人在升學和就業上相對於外地精英的劣勢,這些因素早已經讓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輪的城市擴張中急遽地邊緣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緒已沒那麼刺眼,或者說,具備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羣已經被進一步的邊緣化了。
1990年剛到上海生活的時候,現爲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員的張結海能感受到明顯的“排外”。公交車售票員講的都是上海話,當她發現乘客聽不懂的時候,才改爲“冷冰冰”的普通話。“現在與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對方身份的情況下,都會使用普通話。”
張結海注意到一個現象——當上海嚴重“排外”的時候,恰是這座城市整體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樊衛國總結說,“過去,上海人有一種盲目的城市優越感,但現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區了,後起的廣東、浙江、江蘇都在趕上。過去講普通話,上海人要嘲笑你是鄉下人,現在反過來了,講上海話,人家要說你沒層次了。”
“大都市人的個性特點所賴以建立的心理基礎,在於其接連不斷地迅速變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緊張。”研究城市社會學的德國學者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的開篇寫道。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齊美爾經歷了柏林從不足60萬人的小城市,一躍成長爲400萬人的大都市的變化過程。或許是對這種緊張感同身受,在這篇文章結尾,他說,“在我們轉瞬即逝的生存中,我們只是作爲一個細胞,作爲一個部分,指責與開脫都不是我們的事,我們能做的只是理解。”
餘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與歷史的複雜關係,他在《上海人》一文裏寫道: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周立波:上海人越來越從容
“現在的上海人不固執,能接受更多的新東西。”
周立波,1981年進入上海滑稽劇團,師從上海曲藝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於80年代末。2008年底,由周立波創作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在上海引起了轟動。海派清口區別於依賴色情笑話的葷口,以幽默盤點時事,是一種帶有濃郁海派特色的單人表演形式,其語言以上海話爲主。深諳上海歷史、揮灑海派智慧的周立波業已成爲上海元素的代言人,人們稱讚他:“充滿笑聲卻處處蘊涵哲理的噱頭,已不再是昔日的小市民滑稽,而進入了既適合老上海人又使新上海人折服的大滑稽境界。”
記者:你的“海派清口”表演紮根於上海本土,主要受衆也界定爲“上海人”。在你心目中,什麼樣的人稱得上是“上海人”?
周立波:應該這樣說,上海人的特點其實就是很難找到特點。上海人膽小、小氣都是屬於比較極端的說法,這都是對上海不是很瞭解的表現。我覺得上海確確實實可以說是海納百川,它是一個多重性格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城市。
不過無論是上海人還是新上海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有城市榮譽感,不管是過得好的、不好的,他們總會爲自己是誰而感到驕傲。
記者:你的表演裏上海話和普通話開始平分秋色,是爲了吸引“新上海人”嗎?
周立波:我說普通話不是爲了吸引“新上海人”,而是應該這樣說:上海話的韻味和精妙之處是普通話所無法替代的,但上海方言語言上的侷限性又需要普通話來補充。
記者:你如何界定“新上海人”?
周立波:就我自己來說,我家裏是從爺爺輩就到上海來的,應該算是老“新上海人”。現在真正的上海本地人也並沒有多少。我給“新上海人”的解釋是,在上海有事業、有工作,能夠接受這個城市的文化、並且能夠融入這個城市的文化。
這羣人是上海的新鮮血液,他們在這裏幹事業、結婚、生孩子,他們的下一代就會徹底融入上海,成爲上海人,就像我的祖輩一樣,只不過他們更優秀了。對他們來說,這裏是一個有夢想的地方。所以說這裏還是一個可以聚得攏人的地方,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像這裏一樣。
記者:除此之外,他們在性格方面是否有一些新的特點?(有很多外地人在上海工作、融入上海,但與人們印象裏那種精明、講究的上海人形象大有不同)
周立波:我身邊的朋友倒都是比較講究的。北方朋友會認爲上海男人噴香水、一絲不苟有點娘兒們,不爺兒們。我在微博裏面寫,“男人一絲不苟的吸引力僅次於女人的一絲不掛。”我是在調侃,女人有愛美的權利,男人也應該有。比較穩定的高收入人羣或者有高學歷的話,男人應該是會對自己的儀表比較注重,這不奇怪。
地域差別是永恆的話題
記者:有人說,你的表演有時是靠調侃外地人來撩動上海人的優越感,但是那些被你拿來調侃的外地人正在對你咬牙切齒。造成這樣的後果,你擔心麼?
周立波:我從來不擔心,因爲我沒有惡意。他們對文化內核可能理解得比較片面。地域差別是永恆的話題,這麼多年來,(調侃)外地人的話上海好像就我一個人出來說說吧,而央視啊、鞏漢林啊等等,(說上海人)說了十幾年了,上海人也沒見得不高興,他們就會覺得“這是玩笑”,一笑而過。但有的北方的朋友,他們比較脆弱,真的。其實就是個玩笑,但他們會想:“你看不起我”。他們內心不夠強大。如果胸襟是寬廣的人,你會去享受這種調侃;而如果自己自卑的,他們自己就會對號入座。
記者:你曾經想過你的表演很可能會加深上海人和外地人的分歧和對峙麼?
周立波:不會。我覺得只會加深彼此的瞭解。因爲我在演出當中,一直在說一些南北差異所導致的誤會。
由於地理、文化背景,包括飲食習慣的不同,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性格完全是不同的。上海人習慣“以小見大”,而北京人多是“抓大放小”。但如果你理解了就會通融了,“以小見大”和“抓大放小”如果能夠一直走下去的話,結果一定是殊途同歸的。
反過來說,這次我到北京“解讀”交響樂,非常感動。從幽默感的接受程度而言,北京觀衆要大大好於我們上海觀衆,到那裏演出,難度比上海低。北京人比較喜歡開玩笑,他們都有幽默感。
世博會能讓上海人的氣質更豐滿
記者:有一篇文章說,你要做的不是改變全國人民對上海人的看法,而是讓上海人找到自己的歸屬感,你是這麼想的麼?
周立波:不是。無論是昨天、現在或是明天,上海永遠是受關注、受矚目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只是希望能以我的方式,讓上海人能比過去更幽默一點、更豁達一點。
記者:很多人都對這次世博會抱有很高的期待,你覺得世博會能達到讓上海人氣質重造、脫胎換骨這樣的效果麼?
周立波:世博會必將會提升上海的城市氣質。每個城市都會有自己的氣質,從老上海開埠時起,上海就有它獨特的氣質。現在不存在“氣質重造”的問題,但是世博會無疑能讓它的氣質更加豐滿。
世博會就好比是北京的奧運會一樣,對整座城市今後的發展一定會有好處。我覺得世博會以後上海的馬路上應該會有更多的笑臉。
記者:能否具體談談上海人的變化?
周立波:最近一兩年來,上海人給我的感覺是越來越從容,而且我感覺得到這裏的中產階層已經慢慢地形成,並且正在壯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表演是在重新爲上海人定位。我說過上海人好的、不好的東西;會說他們愛聽的,也會說他們不愛聽的。比方說我有時候說上海人愛管閒事,有的上海人愛穿睡衣到馬路上溜達。我們小時候也曾經穿睡衣上馬路的,但是現在都知道,這個不禮貌。我在微博上也說過,“睡衣是睡覺時穿的衣服,大衣是穿在西裝外的衣服,如果你願意穿着大衣睡覺,那麼我們就理解你穿着睡衣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