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杜郎口中學

原杜郎口中學 另類教學 無厘頭的尊嚴

　　13年前，山東省聊城市的杜郎口中學因教學質量太差而瀕臨倒閉，此時一位准備收拾爛攤子的『倒霉校長』走馬上任，說『死馬當活馬醫』也好，說『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罷，校長的另類課改竟然真能起死回生。

　　如今的杜郎口中學，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老師參觀學習，有的學校已經先後49次派人考察，究竟是什麼樣的課改讓杜郎口中學如此有吸引力？很多老師聽了、看了、問了、學了，盡管不明白，但是還要來。50萬人次似乎已經說明一切……

　　33年前，15歲的崔其昇正在『茌平師范學校』上學，在一次數學測驗中，他的數學成績落到倒數第五名，這個尷尬的成績讓他受了不小的打擊。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知自己的數學老師竟是同鄉，於是倆人常常在一起聊家常，師生間的距離感也一下子全沒了。幾天後，他的『老鄉』數學老師因為有事，不能准時給學生上課，於是特意囑咐崔其昇來為學生們講講課。

　　讓一個倒數第五名來講課？又驚又喜的崔其昇失眠了，趴在床上預習了一夜的數學題。終於，這堂數學課讓崔其昇體會到了成功的滋味。自此以後，崔其昇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數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直到畢業。

　　這件小事讓崔其昇感慨頗多，但是他當時的感覺只有『這種教學很有意思』而已。

　　1992年，剛剛從中等師范學校畢業的徐利回到了母校，別人回母校是衣錦還鄉，他卻是一肚子的苦水，『我是杜郎口中學畢業的，所以對母校非常地了解。』徐利說，『這所學校是全縣出名的「亂子窩」，成績永遠是第一，不過要倒著數纔行。』

　　盡管母校讓他欲哭無淚，但是剛剛畢業的他還是高高興興地上班去了。剛到學校不久，徐利就徹底『崩潰』了，『我們這些年輕老師還比較有熱情，可是那些老前輩卻是在混日子。』徐利回憶說，『我們山東人喜歡打「夠級」，6個人打4副撲克，杜郎口中學的老師們尤其喜歡打，每次打「夠級」都是6個人在玩，6個人在等，隨時有空隨時補上，12個老師圍著一桌子牌，有的老師連上課的事都忘了。』

　　盡管如此，老師們的考勤記錄都是全勤，徐利說：『當時的學校管理非常混亂，一個老師就能給十多個人畫考勤，但是沒有辦法，人家是老前輩，比我們這些年輕老師有資歷，連幾任校長都管不了，我們又能說什麼呢？』

　　當時，班主任和學校之間幾乎脫節，班主任從學生手裡收上來的學費全部留在自己手上，根本不交給學校，所以學校的賬本非常『乾淨』。『有一次，當時的校長要到外地出差，可是學校裡根本沒有錢，校長還得找班主任借錢，寫借條。』

　　到了最嚴重的時候，教務主任根本派不下來課程表，因為每個老師都不想教上下午的最後一堂課，大家都想著自己家裡的事，沒人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最後，誰來教上下午的第四節課竟然要靠抓鬮來決定，誰抓到了只能自認倒霉。』

　　渙散的老師自然別指望有什麼好學生。『當時，全校應有1700多人，但是輟學的學生已有500多人。』徐利告訴記者，他清楚地記得，當時初二的一個班應有65人，但是過完年後竟發現只剩下了9個人，而且還都是女生，男生似乎是商量好了，集體不來上課，『9個人的班，實在是對當時杜郎口中學的最大諷刺。做操、走隊只能跟在別的班級後面，就像擺來擺去的一條小尾巴。』

　　千萬別以為留下的就全是好學生，『我們經常跟當地的派出所打交道。孩子們不學習，可是精力旺盛，今天去變電站卸螺絲，後天去玉米地掰棒子，甚至當著老師的面搞燒烤，派出所三天兩頭讓我們去領人，弄得我們都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老師。』

　　有門路的老師早就另謀高就了，有本事的家長也忙著給孩子辦轉學，學校的成績連續10年在全縣墊底，『老師不教課、孩子不上課，昇學率根本就別提了，每年初三有6個班，能昇學的只有三四個人，而且還都是復讀生，應屆昇學的學生根本沒有。』

　　轉眼到了1997年，老師還在日復一日地混日子，學生還在一個接一個地逃學，徐利熬過了兩屆校長，但是學校卻絲毫沒有起色。『學校已經到了徹底崩潰的時候了。』徐利說，往常換校長都是在暑假後上任，但是4月28日那天，一個新校長早早地來到了杜郎口中學。『這個爛攤子他還敢接？』『這個校長真夠倒霉的。』在一片疑問聲中，新校長來報到了。大家纔知道他也是杜郎口鎮人，叫崔其昇。

　　『我們已經來了好幾次了，每次都覺得學會了，可是每次都不成功。』一位內蒙古的中學校長對記者說，學習『杜郎口模式』確實非常困難，照搬肯定不行，模仿又容易走樣。

　　在學校裡，最不缺的就是同行的觀點。每個老師參觀完都有不少感慨，但是說到能不能學到家時，幾乎沒有人敢說這個大話。『這是鄉村學校的模式，城市學校學起來尤其困難。』來自黑龍江的一位老師說，『這個學校是全封閉的，老師和學生全都住校，沒事不能外出，每周回家一次，基本是准軍事化管理。這在城市學校是不太容易實現的。』

　　另外，來自江蘇的一位老師也提出，這個相對偏僻的鄉村中學，周圍看不見有網吧，也看不見有游戲廳，學生們的生活比較單一，學習、吃飯、睡覺，而城市裡的孩子有多少不上網吧？『如果城市學校也照搬「杜郎口模式」的話，恐怕學生家長就不能同意，城市孩子的見識比較多，如果沒有作業，全靠自習的話，很難保證孩子不出圈。』

　　在大多數參觀老師的眼中，杜郎口中學更像是一個典型個例，如果外部環境不能改變的話，恐怕『杜郎口第二』是很難當上了，即便老師來更多次，即便每次買回更多書。

　　崔校長是個有想法的人，學校的一位老師告訴記者：『當時的學校連門都沒有，因為學校裡面還有村裡的菜地呢，這邊在上課，那邊在種地。而且學校裡面的風氣很不好，老師的親戚在學校裡面開小賣部，大家還時不時地搞個促銷競爭。』

　　於是，崔校長的第一把火就是『燒』左鄰右裡，『開個小賣部特別賺錢，但是崔校長愣是給停了。他還和村裡打了好幾次架，纔把校內的菜地問題給解決掉，因為村裡種地總是白用學校的電，這下還省了不少電費，一舉兩得。』

　　第一把火還沒滅，第二把火又點著了，這次是『燒』老師。考勤問題是他最關注的，另外他還經常在校內巡查，看看有沒有老師不在課堂上，『不在課堂的老師罰款5元，當時老師的收入不高，罰5塊錢很有震懾力。』徐利笑著回憶說，『高老師上課去廁所，罰款5元。』當時，所有的老師都為第一個被罰的老師而震驚，因為高老師就是崔校長的妻子。

　　前面連打帶罰的，對於學生的第三把火,崔校長改成了『文火』。『當時，學校裡面的花壇全被學生踢爛了，崔校長發現有一個班的學生竟然把花壇壘好了，於是他立即讓教務處找壘花壇的學生，全校張貼光榮榜，隨後他還在校門口擺上一塊大黑板，記錄每個學生當天乾了什麼好事，學生們從無事可做變成有事可做，雖然還沒有回歸到課堂學習，但是我們不用再跑派出所了。』徐利說。

　　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可是在當時的杜郎口中學裡面，分對於學生而言太遙不可及了。崔校長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給老師立規矩，現在到了抓學生成績的時候了。

　　『當時的杜郎口中學只有一個本科生，這麼多年因為成績太差，沒有一個評上一級教師。』沒有好老師自然沒有好成績，崔校長在聽課時發現，很多時候都是老師在臺上講個沒完，學生在臺下睡個沒完，而且是差學生不聽講，好學生也不聽講。他一問纔知道，好學生全都會，根本不用聽，差學生全不會，根本聽不懂。一個好學生甚至叫板說：『老師講的我全會，還不如讓我講呢！』聽到這話，崔校長馬上想到自己上學時代課的事，既然沒有好老師，乾脆就不用老師了。

　　就這樣，一個在當時看來最無厘頭的課改計劃出臺了。這個課改計劃並不復雜，說白了就是讓老師只講10分鍾，把剩下的35分鍾全都交給學生，讓學生來給學生講課。『這樣的課改就像是開玩笑。』徐利是當時最反對的一個人，因為他教的是初三數學，在他看來文科這樣改還湊合，理科根本不可能，即便理科能這樣改，也不能改到初三年級學生身上。

　　但是，課改的決定已經下了，老師們必須『被改下去』，有的老師和校長『打游擊』，總是偷偷給學生講課，崔校長只好又拿出罰款的『法寶』，給這次非常無厘頭的課改計劃保駕。『假如杜郎口中學的成績不是全縣墊底，哪怕是倒數第二名，可能大家都放不下包袱。另外，當時上面還沒有課改的要求，杜郎口中學的做法顯然有些過，但是上面根本就不管，恐怕也實在是懶得管。總之，課改就這麼推行下去了。』

　　反正也是一個破罐子，大家就玩命地摔吧。沒有老師的課堂變成了學生的天堂，崔校長甚至還搞起了『零作業』。沒過多長時間，杜郎口中學的成績就躥到了全縣第四名，始終害怕改出毛病的徐利終於松了一口氣。(文/攝記者王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