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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西紅門鎮壽寶莊村,村子的主要街道上掛滿了橫幅。記者 韓萌 攝(資料圖)
大興區大生莊村北口,大門緊鎖,只留下小門讓行人通過。記者 李強 攝(資料圖)
不計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為了幾張紙巾都能去搶劫,動不動就走向極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時候纔後悔。這是城鄉結合部刑事犯罪的一個極鮮明的特點
公交車內擁擠不堪,帶著行李卷的打工者們木然坐在座位上,後座不時傳來吵嚷著打電話的外地口音。售票員顯然已經習慣了這一切,對每一個主要站點,他們都會多報幾次站名。
壽保莊到了。村口高聳的鐵制大拱門上豎著七杆紅旗,紅旗下站著兩名身穿制服、頭戴安全帽的保安。中午時分,太陽高照,保安的注意力並沒放在進出壽保莊的行人身上。『白天還好,晚上他們會查出入證件。』住在壽保莊的外來打工者說。
走進大門不久,藍白相間的壽保莊綜治工作中心顯得異常清潔。透過窗戶,可以看到靠窗的桌子上擺著四疊一尺多厚的流動人員信息表——姓名、籍貫、工作地址、工作經歷,還有免冠照片。
壽保莊位於北京南五環附近,歸屬大興區西紅門鎮。這個鎮在一個月前開始對16個流動人口倒掛村實行『封閉式管理』:除新設了鐵門,村周圍還築起了磚牆,增添了攝像頭,村民進出將不再毫無限制,每天早6點開門,晚23點關門,出入都需要憑證件。
這種『封村』的舉措,被輿論指責為對流動人口的『變相歧視』,甚至有人說這是現實版的《第九區》(一部被認為影射南非當年種族隔離政策的影片)。
質疑並沒有阻擋當地政府的『封村』步伐,除了把『封閉式管理』這一名稱換成『社區化管理』之外,具體措施一刻也沒停,全鎮306個攝像頭已經基本安裝完畢。
三起滅門案推動『封村』在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局長陳德寶看來,媒體制造的『封村』輿論實在有些冤枉。他對《望東方周刊》說,對於流動人口,他們一點歧視擠壓的意思都沒有。相反,從實際效果來看,還保護了流動人口的利益。
『大興區80%的案件發生在城鄉結合部的北五鎮,抓獲的違法犯罪人員超過80%是暫住在這五個鎮的流動人口,被侵害對象超過80%也是這些流動人口。』陳德寶說,『這些流動人口的防范意識和能力都比較弱,實行「封閉化管理」,搞好這些村莊的治安,不就是在保護流動人口的生命財產安全嗎?』
至於『封村』侵害人權之說,陳德寶更不認可。在他看來,『封閉化管理』措施經過了當地村民的同意,達成了共識,即便這一措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總不失為一個城鄉結合部治理的探索。
『城鄉結合部各種矛盾交織,很容易形成社會事件。專家學者們應該到這些村去看看,單單一個老三餘村每天都能有三四起110警情。怎麼纔能管起來?』陳德寶很期待輿論能夠理解他的『封村』思路。
2009年年底,當陳德寶向大興區委區政府提出『封閉式管理』的建議時,大興正在經受著巨大的治安壓力。
當年11月27日、12月27日、12月31日,大興區北五鎮中的黃村鎮和舊宮鎮,連續發生三起滅門案,共導致13人死亡。更令人驚恐的是,死者都是凶手的妻兒父母以及朋友。
『為這三起滅門案,北京市委副書記約見了我們區委書記,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德寶對《望東方周刊》說。可是,這三起滅門案既不是仇殺,也不是情殺,還不是圖財,哪條都不沾,『全都是激情殺人,怎麼去防范?』
不計較犯罪成本和效果,甚至為了幾張紙巾都能去搶劫,動不動就走向極端,等到真正判刑的時候,纔後悔——陳德寶說,這是城鄉結合部刑事犯罪的一個極鮮明的特點,『這種事情不可能在北京三環以內出現。』
城鄉二元結構下,大興區北五鎮這樣的城鄉結合部承載了大量流動人口。小作坊、小網吧、小發廊、小旅店、小洗浴充斥每個角落。從事著來料加工等季節性體力勞動的打工者只能住在這些月租200 ~ 400元的出租房內。『他們都是低勞動技能,90%以上的文化水平都在初中以下。』陳德寶說,有錢賺的時候還好,沒錢賺的時候其心理狀態極不穩定。
在陳德寶的分析中,這個人群是最具社會危險性的,『街頭擾序、無端仇警的都是這批人。』
他曾經研究過瓮安事件等社會性群體性事件,發現那些居住在城鄉結合部,與核心事件並無利害關系的人員卻是參與的主力。
『許多看上去是家庭矛盾、個人問題引發的事件,其實都是社會問題。』陳德寶說,『這得社會學家來研究。』至於公安機關,從維穩現狀出發,他說,『封閉式管理』是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