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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境外媒體,大家也會知道這些錯誤,掩蓋不是辦法。而正視了慘烈的代價,可以避免錯誤,也會讓黨史研究的態度更加科學。”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說。
▲中共一大會址。在中共建黨90週年之前,執政黨強調要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宣傳黨史。
明年,中共建黨90週年之際,將是又一個紅色之年。7月21日召開的中央黨史工作會議已提前爲之預熱。
這是中央首次召開黨史工作會議,規格之高,引起多方關注。7月2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了與會代表,分管黨務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發表講話。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參加了這次會議。他說,習近平在談到中共歷史上的失誤時,提到“是花了慘烈的代價的”。 “他用了‘慘烈’兩個字,用詞相當重,過去中央領導人講話從來沒用過,這是第一次。”石仲泉說。
石仲泉說,自改革開放之後,曾有兩次學習黨史的高潮,一次是1981年,另一次則在1991年。從背景看,前一次正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後一次正是東歐劇變後不久。
那麼,這次會議的背景爲何?又意味着什麼?
習近平提三個“必然性”
據新華社報道,在這次會議中,習近平強調了黨史工作應揭示和宣傳三個“必然性”:“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以及“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
這三個“必然性”,引發外界最多的解讀。
“從習近平對這三個必然性的強調,就可以理解黨史在政治中的功能作用。”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認爲。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
石仲泉說,在對共產黨歷史的各類解讀中,有“歪曲黨的歷史”,也有“極左的說法”。“前者否定、醜化、妖魔化黨,後者則很僵化,有的網上文章甚至說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海外有的傳媒,對我們黨的挑戰很厲害。”
因此,需要“正確看待黨的歷史,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來”,石仲泉認爲。張聞天塑像上韶山
7月21日,當新華社與人民網以大紅色爲主色調,重點推出中央黨史工作會議報道專題之後,在坊間出現了各種猜測與解讀。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認爲,研究的環境還將日益寬鬆。 “原來,對曾犯過錯的領導人的正確一面也不方便提,但現在,不光研究者可以去研究,就是面對大衆的影視作品也可以正面描寫。”他說。
有一個故事,頗能反映中共領導者對待黨史的態度。
原本,按照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的設計,在遵義會議部分的陳列塑像中,只有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三個人。2003年10月1日,胡錦濤在視察時向紀念館提出:這裏怎麼沒有張聞天?那時候他是總書記呀。於是,紀念館纔將張聞天的塑像加了進去。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黨史研究要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而這兩性的共同落腳點應當就是實事求是。”一位黨史研究者說。“習近平強調,要認真正視黨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曲折和失誤。”石仲泉說。他認爲,這些代價包括黨內的路線鬥爭、錯誤路線的干擾、冤假錯案,以及大饑荒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等。
石仲泉回憶說,習近平提到,要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宣傳黨史。有些人把黨說得一團漆黑,還有些人對曲折的失誤輕描淡寫,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境外媒體,大家也會知道這些錯誤,掩蓋不是辦法。而正視了慘烈的代價,可以避免錯誤,也會讓黨史研究的態度更加科學。”石仲泉說。
黨史課將再入高校
在上述中央黨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以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爲重點,把黨史教育納入幹部教育培訓的必修課”,“要着力抓好青少年這個羣體……積極推動黨史教育進學校、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爲了在社會層面與民間研究、地下刊物,甚至海外媒體爭奪對黨史的解釋權,應擴大正統黨史的影響力,使其迴歸到社會關注的中心。”一位觀察者分析說。
“黨史就要重新進入高校了,現在就開始陸陸續續編教材。”石仲泉說。他認爲,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黨史退出高校必修課之後,“現在我們的不少年輕人黨史知識很貧乏,不少各級領導幹部,所瞭解的黨史也很不完整,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楊林興注意到,地攤上的一些黨史題材的書銷量很大,擁有一個很大的讀者羣。他認爲,這既說明大家需要了解黨史,也因社會的喧囂,人們失去了閱讀枯燥論著的耐心。
現在,各省均已開過省級黨史工作會議,併爲明年的工作做了計劃和安排。
陝西省將出版三本書作爲今年的重點,其中之一是《習仲勳傳》(下卷)的精編、送審和出版工作,將“認真籌劃好習老百年誕辰紀念活動,要組織專門力量撰寫一批有思想深度、社會影響大、感召力強的紀念文章”,上述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部人士說。
黨史研究:官方與非官方都在“與時俱進”
回顧過去的六十餘年,黨史研究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與時俱進”。
從1949年至今,各類中共黨史讀本已出版上百種之多,印數更是以千萬計。其中由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前後發行近千萬冊。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一書的修訂過程中,黨史研究室對不少歷史問題有了新的判斷,比較徹底地擺脫了過去將黨史等同於路線鬥爭史的模式。石仲泉認爲,這“是很大的進步”。
比如,修訂本首次給了陳獨秀正面評價,認可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五四文化運動的旗手、衝鋒陷陣的戰士。由於認識到在大革命後期,陳獨秀是因執行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才導致失敗,黨史研究室便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修改爲“右傾機會主義”。
到了2004年,胡錦濤在談到任弼時時,說其在大革命後期犯了“右傾錯誤”。“胡錦濤講他雖然不是直接在說陳獨秀,但也是講這段歷史。”於是,黨史研究室又將陳獨秀改爲“右傾錯誤”。石仲泉認爲,隨着被披露的史料逐步增多,研究也“一步一步更符合實際,帽子越來越小了”。
在修訂本中,除了陳獨秀,對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評價也都有所修改。
在石仲泉看來,中共執政六十多年的今天,較之過去強烈的黨派之爭意識,視野也開闊了,“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來看待一些問題”。
在代表官方態度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作爲十五大以後黨史研究提出的新觀點,已首次將孫中山定位爲與毛澤東、鄧小平並稱的“20世紀三大歷史偉人”之一。而這一修改的背景是,“現在與臺灣民間的往來已經勢不可當”。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在三十多年間,黨史研究領域已形成了官方與非官方的分野。上世紀90年代,曾經潛伏於地攤、流行於坊間的各類黨史“揭祕”,逐漸被非官方的黨史研究所取代。
現在,這些多來自民間文化機構、高校和自由研究者的中共黨史研究已有相當的規模。“關於陳獨秀、託派等人物和事件的重新研究,都是由民間最先發起。對陳獨秀的討論,民間從1996年就開始了。而官方修改評價則在5年之後。開始,一些民間刊物曾爲此受到過相關部門的批評,但後來,官方也有選擇地調整了他們傳統的判定。”一位民間的黨史研究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