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流傳有一位上古聖王，他仁厚智慧、禮賢納士、制定歷法、實行禪讓，這就是五帝中的『堯』。

　　但由於沒有考古發現來佐證，所以『堯』的時代在歷史上一直是個傳說。近日，由首都博物館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推出的大型考古展上，『堯』和那個時代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

　　在一系列出土文物和重點發掘項目中，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現是最受關注的焦點，這裡據說就是傳說中『堯』的都城平陽。如果這一考古發現被科學界普遍證實，那麼將使中華文明的起點由原先的距今3700年左右，推前到距今4200年左右，陶寺遺址也因此成為中華文明的起源。

山西陶寺遺址或為堯都

　　『這就是個「堯」字』，帶領考古隊進行陶寺遺址挖掘的何努，對陶寺出土的扁壺上的朱紅字確認不疑。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的研究員，何努從2001年就來到山西陶寺遺址進行考古挖掘工作。

　　此前，學術界一直認為中國最早的都城為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中華文明起源於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時期，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似乎將此定論推翻了。

　　何努告訴記者，考古就像探案一樣，需要層層深入對發現的物證進行推理分析，盡管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但陶寺遺址就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認為有幾方面可以證明這一觀點。首先，考古工作人員通過對陶寺遺址的出土文物進行『碳14』年代測定，發現陶寺遺址的年代為距今4200—4500年，而這一時期正好處於傳說中堯、舜、禹的時期。

　　其次，歷史上關於堯都平陽地理位置的記載與陶寺所處的地理位置基本相似。在魏晉人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中說：『帝堯氏，始封於唐……及為天子都平陽』；在《太平環宇記》中有『平陽，即今晉州』的記載。而這個『晉州』，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臨汾。所以堯都平陽肯定在臨汾市轄區之內。而陶寺遺址所在的襄汾縣位於山西省中南部，隸屬於臨汾市。

　　此外，科研人員在陶寺遺址發現了城市的雛形和宏偉的宮殿。其中一座圓角長方形大城南北長1800米，東西寬1500米，總面積約在280萬平方米左右，而宮殿遺址都是由夯土臺階組成的，總面積約6.7萬平方米。陶寺遺址的宮殿區還出土了一塊瓦片，考古專家判斷其為宮殿屋頂上的板瓦，用來解決建築屋頂的漏雨問題。

建築文字禮器皆為佐證

　　在陶寺遺址，何努還發現了『觀象臺』。『觀象臺』位於陶寺中期大城東南的一個小城內，大致呈半圓形，面積約1400平方米。它有三道夯土擋土牆，原來可能有三層臺基。在第三道擋土牆的內側，從圓心向外看，有11個夯土凸起排成一道弧形，凸起與凸起之間的間距在15—20厘米之間，形成了10道縫隙。何努認為以前這裡一定是11根柱子，這些縫隙是進行天文觀測用的。

　　何努的觀點得到了天文史學界專家的認可，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武家璧告訴記者，在《尚書·堯典》中記載了堯命令羲氏、和氏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制定歷法，然後頒布天下，使農業生產有所依循。特別談到堯派四個天文官到各地去觀測日出、日落及太陽的運動軌跡，來制定節氣。

　　武家璧認為，陶寺遺址的這些夯土柱顯然是故意安排的，因為要保證從一個點能看透10道縫，就必須要做到夯土柱應該都在以觀測點為圓心、半徑相同的圓弧上。而且從其中一條縫隙看出去，看到的正好是附近塔兒山的最高峰，說明當時先民把最高的山當作觀測基准。另外，從另一條縫隙看出去，正是冬至那天太陽昇起的方位。可見，先民是通過觀測日出時刻以及山峰在縫隙中的投影來確定節氣和歷法的。

　　在陶寺遺址的一個灰坑中，還發現了一只殘破的泥質灰陶扁壺，壺身上有豎條立體花紋，在壺的正面後面，分別有兩個朱紅符號。其中正面的符號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很多學者也都這麼認為，後面的符號則很難認。何努按象形來解釋，認為是建立在『兀』土?上的城壘，也就是『堯』字，與前一個『文』字連起來讀就是『文堯』，是對堯的贊頌。

　　此外，陶寺遺址還挖掘出了顯現王權威力的玉鉞，祭祀天地神靈的玉琮，給諸侯分等級的玉瑗等禮器。因此，在何努看來，不管是時代、地點、城市規模，還是觀象臺這種授時機構的出現，以及陶壺上的文字和大量的禮器，都使陶寺遺址越來越接近傳說中的堯都平陽。

被批『根據假設找證據』

　　但也有人對這一結論表示質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就針對觀象臺指出，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挖到哪兒，說到哪兒。』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說到地基。至於地基上面有什麼，做什麼用的，必須要有證據。

　　還有人表示，這種先行假設，再根據假設去尋找證據的方法，不符合考古學的科學精神。趙輝還表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本身還是傳說中的人物。

　　針對扁陶壺上面的符號是否是文字，第二個字到底是不是『堯』，有專家認為那只是一個圖案，並不是文字，還有的專家雖然承認那是個文字，但不認為是『堯』字，而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

　　對此，復旦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潘繼安也在《考古與文物》上發表了一篇《陶寺遺址為黃帝及帝嚳之都考》的文章，質疑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結論。首先，潘繼安認為，今天的塔兒山，就是古代的崇山，此山在堯時是放逐罪犯的地方，而其西麓即為陶寺遺址。都城肯定不能和罪犯放逐地挨著，所以，陶寺遺址不可能是堯的都城。

　　此外，堯遭遇洪水時代，養生送死都崇尚儉朴，尤其是在喪葬方面，堯舜都實行薄葬。《墨子·節葬下篇》、《呂氏春秋·安死篇》都把堯舜作為薄葬的典型。而陶寺文化的情形則恰恰與之相反，所有統治者的大墓都實行厚葬，隨葬品一般100多件，而這些華麗的隨葬品，大多也是死者生前享用之物，統治者的養生送死如此奢華，這完全和堯時的情形不符。

　　另外，傳說中的堯舜時代是一個平治水患，天下大治的盛世，而陶寺遺址顯示社會矛盾嚴重激化，發生種種破壞行為，如宮殿區的宮殿被毀了，城牆也被扒了，中期小城內的貴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搗毀和揚屍。這顯然與傳說中的太平盛世不符。

　　針對這些質疑，何努保持了沈默。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長劉慶柱則力挺何努。在他看來，『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要辨證地來看。在科學技術手段達到一定水平時，可以根據現有材料推理分析出更多的結論。就好比有的土壤分析儀器就可以從土中分析出元素含量，推導出其中有什麼作物，再根據不同作物代表的不同氣候，推導出歷史上的氣候環境變遷。『當然，所有學科都是有局限性的，在進行學術探討時，應該充分聽取各學科、各方面的意見充分討論，但是對歷史發現不能總是模棱兩可，應該根據物證和分析推理得出科學的結論。』(據《北京科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