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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薛家灣鎮街景
浙江在線08月17日訊
成吉思汗的未卜先知在八個世紀後終於得到全世界的稱頌。
十三世紀,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遠征西夏,途經鄂爾多斯,被此間的美麗景色所打動,隨即對左右說:『(我)死後可葬此地。』
八個世紀後,青山依舊在,當年鐵木真的埋骨之處卻已成為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中國經濟增速看內蒙,內蒙增速看鄂爾多斯』,2009年的鄂爾多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兩萬美元,當地人掛在嘴邊最自豪的一句話便是:『我們的GDP即將超過香港。』
這注定是一塊龍脈無盡、金光閃現的寶地。
『路虎之都』我們本是慕浙商之名而來,但一走出那嘈雜如全國所有縣級城市客運站的東勝長途汽車站,立即被來來往往的車輛所『傾倒』——迎面而來的車子,10輛車中居然有3輛是路虎。
出租車司機甩都不甩我們一眼,用一種掃盲的口氣回答我們的疑問:『鄂爾多斯有1800輛出租車,但路虎越野車卻超過5000輛。現在更多了,聽說每天都有一輛路虎去車管所上牌……』記者深疑不信,回到酒店上網一查,『英國路虎去年在中國銷售額的90%都在鄂爾多斯』的網頁赫然躍出。
除了路虎,鄂爾多斯還有別的好車嗎?『多的是,法拉利、邁巴赫、林肯,光賓利車就有十幾輛,100萬元以上的車起碼有3000多輛』,記者入住酒店的門童也是口若懸河。
三天後,我們終於面對面采訪到了此行的第一位浙商——鄂爾多斯市誠達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娟妹,她是溫州人,名聲在外卻低調異常。這位『全國三八紅旗手』警惕地檢查了記者的證件,詢問了采訪計劃,最終在無數個電話打擾中,時斷時續地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在介紹公司幾位副總給記者認識時,林娟妹誇起了自己的手下,說這些副總對待遇都沒什麼要求,是真心實意地跟著她打江山,連配的車都很差。什麼車?記者追問一句。『奔馳。』
浙商林娟妹說的是實話,她自己家開的就是路虎,據說浙江人都喜歡買路虎。
有人說,鄂爾多斯的億萬富翁就有2000個,一輛上百萬的車又算什麼呢?
在公式化的一問一答進行將近1個小時後,林娟妹終於打開了話匣子,和記者聊起了自己的創業和家常,一會說起自己的煤礦、服裝和消防器材,一年的淨利潤;一會叮囑記者一定要去成吉思汗墓玩玩,到了鄂爾多斯不去大汗墓,不算中國人……
這樣的對話異常奇妙,歷史的變遷似乎全無過渡,鐵馬金戈的大汗時代與現代財富的快速挖掘似乎只是一牆之隔,如同當年的蒙古鐵騎,鄂爾多斯高速發展的經濟傳奇,在一夜之間就呈千軍萬馬之勢。
『啞鈴型』社會在鄂爾多斯的浙商有2000多人,那位海鮮城的『黃老大』在電話裡說,『在鄂爾多斯,我們每走一步,腳下全是錢。』
這句話的外延很廣,但我寧願相信他想說的是鄂爾多斯地底那無盡的『黑金』。在這塊8.7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雖然48%是無法居住的沙漠,但70%的地層下都埋藏著煤礦。已探明儲量1676億多噸,預計儲量近1萬億噸,約佔全國總儲量的1/6。每天,全國煤炭所需總量的1/8就來自鄂爾多斯。除此之外,還有7504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約佔全國總探明儲量的31.8%。
獨特的城市現象纔會醞釀獨特的經濟模式,鄂爾多斯的社會結構是最怪異的『啞鈴型』——原本屬於城市中堅力量的事業單位人員或公務員居然是最『清貧』的,而富有的兩端,一邊是煤老板,一邊是原來城郊的農牧民,他們因城市化或礦業發展所必須的征地而富得流油。
煤老板的富裕,毋須多言,林娟妹說她的一些老鄉當初只是湊了幾十萬元,如今都已成為億萬富翁。『當然也有做不下去的。』林娟妹回憶道,『有人投進去一個億,買了一公裡的煤礦,但沒有開采證,好在當地政府還比較開明,收回了煤礦,退回來9000萬元。』山西煤業變局後,內蒙的中小煤礦面臨著很多變動,但煤老板的財富依舊毋庸置疑。
如果說煤老板的發家史或許還有一絲奮斗的基因,那郊區農牧民的暴富則可以滿足國人一步登天的夢想。在鄂爾多斯棋盤井有礦的溫州商人林型周在電話裡說了一個故事:一位當地郊區的老大爺,放了一輩子的羊,因為村裡發現了煤礦,土地被征用,於是他們家9口人每人分到一套商品房,每人每年還可以從村裡領18萬元的分紅,此外還有一筆一次性補貼2000萬元。
還有個細節,記者在東勝菜市場門口看到市民打車去買菜,買什麼菜?幾只雞蛋而已。
2000年鄂爾多斯地區GDP僅僅為150億元,到了2009年就超過2000億元,僅僅用了九年時間鄂爾多斯的經濟總量增長了10倍以上。這個數據足以說明一切。
浙商率先轉身但鄂爾多斯的財富故事並非坐擁富礦那麼簡單。
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理論,叫做『資源詛咒』,指的是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能是經濟發展的詛咒而不是祝福。如上世紀50年代的荷蘭,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從而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國內其他部門失去國際競爭力。
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財富積累後,如何使用財富、駕馭財富,已成為鄂爾多斯政府與『煤老板』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在鄂爾多斯,煤礦主不外乎三種:要麼是從自家後院、草場裡挖出了煤;要麼就是通過原國營煤礦股份制改造,變成了控股者;再有就是外來資本通過煤炭滯銷時價低收購煤礦。但在數日頗為曲折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很多浙商已經跳出這三種固定模式,提前轉身。
比如產業改變。『礦區重型卡車每年就要更換2萬輛,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機械設備,為什麼不就近生產呢。』有人給記者上課。林娟妹就是產業改變的代表,她現在經營的消防器材,主要的客戶就是煤礦,每年的營業額也在數千萬元。
其次,餐飲業也是一大致富利器,由於經濟水平的迅猛提高,鄂爾多斯的高檔餐飲業的需求旺盛,浙商敏銳地嗅到了商機。『現在開車去包頭吃飯也要比在鄂爾多斯消費便宜很多。』黃老大說。
煤老板林型周說:『很多小規模煤礦的浙商差不多已抽出資金,准備投資其他行業。』
據記者調查,現在鄂爾多斯的浙江籍的煤礦商人,仍舊打算大規模做的其實已經不是很多,更多的浙商已投身到依附煤礦的第三產業,如房產、商場、服裝、酒店、運輸、安全檢測……
采訪終於全部結束,記者不由感慨萬千。新城市、新產業、新經濟模式、新需求、新富階層與新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由『黑金』鋪墊而成的清明上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