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8月29日方舟子因打假在北京遇襲一事，9月12日本版發表鄢烈山專訪《鄢烈山：方舟子應避免紅衛兵式『語言暴力』》。因此，方舟子接受本報專訪，作出回應———

　　鄢烈山避重就輕誤導讀者

　　羊城晚報：9月12日，《羊城晚報》人文周刊廣角版發表了鄢烈山訪談文章，您看後在微博裡發了這樣一段話：『鄢烈山《關於方舟子答羊城晚報記者問》貌似溫文爾雅、通情達理，不過，他怎麼不說說當年他是如何罵我是「自我感覺太好的妄人」、「唯我獨革的紅衛兵」、「自以為正義而逮住小偷就往死裡打的暴民」、「美國的面包改不了骨子裡的暴戾」。』

　　方舟子：鄢烈山除了發表過相對溫和的《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還發表過言詞激烈得多的《對方舟子回應的幾句說明》，上引那些罵我的話都是出自該文。鄢烈山對此隱瞞不提，避重就輕，誤導讀者以為我僅僅是因為《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一文就對他如何如何，非常虛偽和險惡。

　　羊城晚報：對於鄢烈山在訪談中提出的『觀念層面，可以信口開河「放炮」，而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則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提法，您是怎麼看的？

　　方舟子：在觀念層面上也不可以信口開河隨便放炮。我看不慣鄢烈山等『時評家』，就在於他們經常信口開河。

　　羊城晚報：鄢烈山認為，您『在中國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您自己是怎麼看待這個評價的？

　　方舟子：沒有哪個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羊城晚報：您是否認為在表述一些觀點時，語言會過於犀利，存在『文學青年的筆法特別是魯文化戀母情結和重拍經典的危險迅筆法』或是『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

　　方舟子：犀利只是文章風格，有人喜歡有人討厭，都很正常，為何非要強求別人都像他一樣寫文章？只要說的是有根有據、恰如其分的，再犀利也沒有問題。說我是『魯迅筆法』那是對我的過分褒獎。說我是『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則是對我的污蔑。像鄢烈山那樣對我亂罵，給我扣上『妄人』、『紅衛兵』、『暴民』等等帽子，纔是『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鄢烈山顯然不習慣給自己照照鏡子。

　　交往者公認我的為人很隨和

　　羊城晚報：王國華認為您『不講情面，四面樹敵，八面威風。管你什麼合作者還是多大的腕兒，只要在語言或者行為上稍微觸犯了我，立刻翻臉』；鄢烈山認為您『很要強但有時過於自負』。您怎麼評價您的性格特點？是特別容易『一點就炸』嗎？

　　方舟子：王國華我從不認識，我只知道此人為了維護『全息生物學』這個在生物學界公認的偽科學而不停地朝我潑污水，算是有公仇。鄢烈山我只是在多人聚會上有兩面之緣。他們從沒有與我有任何日常交往，根本就對我的為人一無所知，怎麼都擺出一副對我的性格了如指掌的樣子？這不正說明『過於自負』的恰恰是他們嗎？如果說我是『一點就炸』，王國華、鄢烈山卻是無緣無故對我亂噴，沒點就炸，這又是什麼性格特點？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與這種人交朋友，他們那麼關心我的性格乾什麼？我有什麼樣的性格關他們什麼事？想自作多情當我的心理醫生？有些時評家奇怪得很，對造假者非常寬容，從未見他們批過造假，甚至在為造假者辯護，卻對打假者百般挑剔。他們這是為了維護造假，還是為了顯得自己比打假者高明？

　　羊城晚報：您在打假時特別執著，以至有人說您『偏執』，您私下的為人和您在打假或形諸文字時，有沒有不同？

　　方舟子：只要與我有所交往的人，都公認我的為人很隨和。但是在學術問題和科學問題上，卻不應該隨和，而應該較真，這就讓有些人看不慣了，要說我『偏執』。其實是這些人沒有受過很好的學術訓練，不懂得如何做研究。

　　公開活動會有保安陪同

　　羊城晚報：關於您打假遇襲的事情，網絡上也存在很多爭議。目前，這一事件好象還沒有官方的說法。到底進展如何？您是否依然堅持認為是因為打假遭到報復呢？

　　方舟子：案件的進展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警方正在全力偵破此案。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敵人。我當時身上空無一物，也不可能是打劫的對象。那麼剩下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因為打假遭到報復了。

　　羊城晚報：日前您懸賞20萬元緝凶，有人提供線索嗎？有人質疑說，懸賞緝凶是為了轉移別人對您報假案的注意力，也有人認為是又一次的自我炒作，您認為呢？

　　方舟子：懸賞一事由我的律師彭劍負責，具體進展我不是很清楚。說我報假案、自我炒作，本來就是不值一駁的對我的誹謗，我用得著認真對待嗎？既然有支持者願意出錢懸賞，對破案有幫助，何樂而不為呢？難道因為怕人說是炒作就不懸賞了？

　　羊城晚報：您的私人保鏢上崗後，情況怎麼樣？這個做法會堅持嗎？目前『打假基金』有沒有收到更多的捐助？方舟子：其實只是在公開活動時會有保安陪同、維護秩序，平時應該是用不著的。『打假基金』收到的捐助都會在網上公示，我剛剛查了一下，近期收到了大約35萬元的捐款。

　　羊城晚報：在打假遇襲事件後，在為人處事或其他方面，您會不會有一些改變？

　　方舟子：不會。如果改變了，那麼僱凶者的目的不就達到了嗎？

　　汪暉的抄襲手法很下作

　　羊城晚報：通過此次遇襲事件，您對於打假事業有沒有新的思考？

　　方舟子：除了會采取一些安全措施，更加注意安全之外，沒有什麼新的思考。我揭露造假已有十年的歷史，要反思也不用非得在這個時候。

　　羊城晚報：您會選擇什麼樣的時間停止您的打假行動？

　　方舟子：我沒有時間表。理想的情形是，如果哪一天中國有了接受學術造假舉報、進行調查處理的官方渠道，值得信賴，那麼就用不著我用個人的力量來打假了。

　　羊城晚報：您因『學術打假』而受到媒體和民間的關注，對於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王彬彬揭發汪暉抄襲的事件，您是怎麼看的？

　　方舟子：對汪暉抄襲事件，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汪暉抄沒抄，小學生都知道》。汪暉的抄襲手法，是把國外一些人物評述的著作的中譯本拿來，做一些摘錄，把其中的人名替換成『魯迅』，其他照抄，就這樣抄出了一本『名著』。這是很下作的抄襲手法。一位『著名學者』被發現抄襲，在現在的中國學術界可算稀松平常的了。但是有那麼多的『著名學者』為抄襲者狡辯、圍攻揭露者，這就比較不平常了。這纔是這個事件最值得關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