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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給中國富豪們出了一道難題。
9月下旬,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即將來到中國。
今年6月,蓋茨和巴菲特發起『捐贈承諾』行動,呼吁美國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個人財富用於慈善。8月底,兩人就此次中國之行,向中國50名富人發出慈善宴會邀請函,名單未對外公開。據媒體報道,一些接到邀請的企業家致電蓋茨基金會確認是否『勸捐』,並猶豫是否要赴約。
哪些中國富豪接到了邀請?會不會赴約?會不會承諾捐款?會捐多少?此類疑問和好奇,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我覺得這些老總不至於不去吧?巴菲特和蓋茨也不會為「捐不捐」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來。』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稱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來頻頻接到媒體詢問有關富人捐助情況的電話。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個全國慈善信息平臺,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國慈善機構的相關數據,並發布中國年度慈善報告。
但這一次,許多富豪選擇了保持沈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國CEO張欣在微博中談起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來訪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對此事公開表態。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愛國者電子科技公司總裁馮軍表示,願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財產,陳光標稱之為『裸捐』;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則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請。
雖然比爾·蓋茨很快發來了『不會勸捐』的說明書信,蓋茨基金會中國項目區主任葉雷也向媒體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關於此事的討論和關注還是落在了『中國富豪』和『捐助』上。
『中國富豪為何對慈善集體冷漠?』『中國富豪為何躲著慈善走?』等質疑隨之而來。而且,表示『裸捐』的陳光標和馮軍,收到的也不僅僅是掌聲,有人稱其為『沽名釣譽』、『趁機作秀』。
中國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願慈善嗎?
嘉賓李本公
中華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
王振耀
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原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吳峰華
深圳TTF珠寶公司總裁
陳松
卓達集團總裁助理、集團新聞發言人
做慈善,中國企業家不需要別人『勸』中國富人的慈善表現究竟如何?這從各類捐贈情況中可探一二。
據民政部每年發布的《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災害,中國接收到國內外捐贈款物總計1070億元人民幣,呈現井噴式的增長。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國捐贈款物總額為309億元人民幣;2009年捐贈總額為332.78億人民幣。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業捐贈佔絕對份額:2007年和2009年,企業捐助佔總款物的比例分別為61%和58.8%,其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部分。
由此可見,中國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贈的主力軍。而且,在中國的慈善捐助總量中,大額個人捐助數量每年都在增長。
2007年《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7年度,中國單筆或單個籌款項目在千萬元以上的巨額捐贈超過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國內全年捐款過億的個人或單位有13個,捐款總額高達20.03億元人民幣。
此外,因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中國富豪並不喜好以個人身份進行捐助,有大量的隱形捐助不被人知曉,也無法進行統計。
李本公:說中國富豪慈善意識淡薄,是不符合實際的。舉例來講,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中華慈善總會就收到了很多企業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贈,而且好幾筆數目巨大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匿名捐贈;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災和玉樹地震中,單項捐贈達億元人民幣的就有四位富豪企業家,同時,很多富豪也開始設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富豪參與慈善事業正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參與人數不斷增多;二是捐贈額度不斷提高;三是捐贈方式不斷規范化、日常化、科學化。
彭建梅:我們的民族是向善的,我們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報』的。在價值觀上,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國富豪也一樣。
根據我們每年的企業捐贈量來看,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捐得多,內資企業比外資企業捐得多。在我國,上規模的外資公司有很多,比如麥當勞、雀巢、家樂福、IBM等等,但他們在中國的捐贈與他們在中國掙的錢是不成比例的。這說明,在價值理念上,外國人並不比中國人強。而中國企業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別人來『勸』,因為他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不參加慈善晚宴, 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對於巴、蓋的慈善方式,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企業家表示,不贊同者並不少。一位企業家無奈地說:『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沒有慈善心和責任感』,這種『非白即黑』的判斷,將富人的捐助行為抬高到了公眾形象與道德水平的判斷上,輿論壓力讓富人失語。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慮還是會把我的財富留給我的子女,因為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我們的付出換來了回報,當然也應該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安排好財富。』46歲的國內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會選擇『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做慈善。據其介紹,到目前為止,他做慈善的花費達1000多萬元,包括資助20多個貧困山區的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但自始至終,阿文都沒有借助慈善機構,而是采用直接幫扶。阿文說,一方面,他撫養的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兒女,在幫扶過程中,他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為對慈善機構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所以他寧願自己多花點精力,親自把錢交給需要幫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幫扶的事上。
李本公:要培育更多的中國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會樹立起客觀積極的社會輿論,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獎他們的慈善行為。對於企業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愛心,都應同樣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參與慈善的行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贈額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贈數列到一起去比拼。總之,對捐贈者要寬容、理解和鼓勵,只有這樣,纔會使『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優良傳統不斷發揚下去,纔會營造一個和諧寬松的捐贈行善環境。
我們的慈善家們也應欣然、勇敢地接受社會的贊譽。比如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大張旗鼓地行善,高調受獎,心安理得,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種特有方式,慈善環境應當崇尚多層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這樣全社會纔會形成一個行善光榮的氛圍。
彭建梅:對於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參不參加都不代表什麼。蓋茨和巴菲特是全球企業家的偶像,中國企業家有機會和他們交流慈善,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參加,也表明中國企業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中國企業家是一個受尊重的群體。他們創業的艱難是一般人體會不到的,所以媒體和政府都應該給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而不是去隨意指責他們。這個時代是個多元價值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於采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捐,這是個人行為。
『讓中國富豪捐出一半家產的大環境還不成熟』蓋茨和巴菲特的『美國式捐贈』在歐洲曾受過質疑。英國媒體稱,這種捐贈導致國家流失了大量的稅收,使多數人喪失了提昇生活水平的機會。
而在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迥異的中國,其適用性更難定論。『在美國,富人要繳納巨額的遺產稅,他們的制度是鼓勵捐贈的,同時,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也會讓民眾有一定的安全感,樂於捐款;另外,美國的法律也相對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對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國的《慈善法》還在制訂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國富豪不願意捐款,也並非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此外,拖泥帶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願意捐款或公開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國內企業家向記者表示,捐贈所帶來的財務透明可能讓一些『原罪』暴露在陽光下,可能會成為富人自身的風險,『誰也不會去冒這個險』。
王振耀:我覺得目前在中國讓富豪捐出一半家產的大環境還不成熟。從世界范圍看,慈善募捐,富人是帶頭人,但中國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其實是貧民是主體。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財不外露』的習慣一直影響著中國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國的慈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個時候提出過高的要求也不現實,只有機制走在了前面,企業纔會行動。
陳松:應該說我國重視慈善的大環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國的慈善環境離成熟還有一段距離。一個社會的完善,不僅僅依靠企業家,應該依靠全社會。據我了解,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全國民眾。我們國家也一樣,只有『人人慈善、快樂慈善』,纔能充滿和諧,僅指望個別榜樣式的企業家的慈善,沒有之後的全社會大范圍的跟進,企業家捐贈也很難持久,同時也杯水車薪。
吳峰華:在理念上,我非常贊同蓋茨和巴菲特的觀點,中國富人應該將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財產留給社會,而傳統的遺產繼承方式只會誕生所謂的『富二代』。我們這一代都是改革開放後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在理念上還是跟得上社會發展腳步的,是不缺乏責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現實是有距離的。目前承諾捐贈自己身後財產的方式並不適用於我們,因為我們的企業正處發展期,還沒有脫離險境,相對慈善,我們應該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用來關注企業和行業的發展。而且,在身前的這段時間,企業也沒有完全擺脫風險,誰能料到死後還有多少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