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錢謙益,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是明末清初的大詩人。清代的沈德潛編選《國朝詩別裁》時,將他的作品放在首位,頗讓乾隆皇帝好大一個不高興,批下旨來:一個降臣,竟置於篇首地位,簡直是豈有此理了。而且還選了皇考,也就是現在突然紅得發紫的雍正,給戴上『名教罪人』帽子的錢名世詩作,哪還了得?藝術標准第一的沈老先生,從此,就在政治標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寵了。
乾隆騎馬像
乾隆對錢謙益的反感,我估計多少有一點同是詩人的嫉妒,但對統治者來說,他之所以批錢,更多的是政治需要。從他寫過的一首挖苦錢夫子的詩,便可看出他是從大節入眼,來評斷這個人的:『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滿清入關以後,在順治立國,康熙初政時期,都曾不遺餘力地延聘江南纔秀,尤其是明末的名流耆宿,文士遺民,以收攬人心,鞏固政權。到他做了皇帝,已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局面。於是,作為一國之主,就要提倡對他的忠貞不二了。
他指示修《明史》的館員們,說這個錢謙益,不能與另一降清的名將洪承疇齊肩並列,雖然都是貳臣,一個貳得好些,一個貳得差些,洪若放在甲卷,錢也就只配放在乙卷。以此類推,當漢奸的周作人碰上乾隆的話,估計連丙卷也進不去。
沈德潛對牧齋先生詩篇的高度評價,並不過分,那確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詩人。著名學者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裡對他的詩作,也是推崇備至的。我很欣賞他的一首《吳門春送李生還長乾》:『闌風伏雨暗江城,扶病將愁起送行。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夜烏啼斷門前柳,春鳥銜殘花外櫻。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此詩作於順治五年,是他飽經人世滄桑,風雲變幻以後的作品,詩評家認為,他明亡以後的《有學集》裡的詩,要比早年的《初學集》更勝一籌。雖然這時,他早已剃了頭作大清順民,可在筆下還是會流露出思念舊國的心緒,全詩惆悵沈郁,蒼涼無望,真是感到這個曾經很熱鬧一陣的文人,那晚景的頹唐落寞。
周作人則不一樣了,這個漢奸甚至到了晚年,與曹聚仁先生通信,提到上海虹口公園裡魯迅墓的坐像,猶嘲諷有加,這當然以他理解的魯迅而論,或者也許會並不贊成的這種判斷,當無不可。但從他口中說出『那墳頭』三字,切齒痛恨之音,蔑視不屑之意,是完全可以感覺出來的。人死以後的歸宿之地,叫陵,叫墓,叫塋,叫墳均有之,獨『墳』後贅一『頭』字者,則絕對是貶義的了。由此可見,此人一以貫之的這種看法上的分野,恐怕就不僅僅是針對魯迅,而是針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切革命文化,當是無疑問的了。
對錢牧齋來講,長乾依舊,物是人非,闊別數年以後,在他的記憶中,已不是他的風月場加名利場的那座城池了。所以,纔有『江山建業又清明』的感慨。『清明』,與『江山』聯系在一起,既作時令節氣的解釋,也有兩朝交替的寓意在內。看來,這位東澗遺老,已經能夠重新審視鍾山腳下,秦淮河畔,那段難以忘懷的歲月。
那時候,風流纔子錢牧齋和江南艷姬柳如是的情愛故事,曾是街頭巷尾,飯後茶餘的談資。而當崇禎吊死煤山,江南議立新君,錢謙益在政治漩渦中的色色表演,也是令滿城百姓側目而視。或許這就是文人難耐寂寞的秉性了,作家或者詩人,即使年紀一把,有的人,也還如孩提一般發作人來瘋的毛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頗不肯更不甘於被冷落的。有好處,無他,手癢;有名聲,無他,心癢;有座位,無他,臀癢;有熱鬧,無他,腿癢。總之,這樣的好事之徒,非大挫折,不會罷手,非大失敗,不會頓悟。
一開始,錢謙益躍躍欲試,與史可法等人,本來是一心擁戴潞王的,結果,福王立,也就是史稱之為南明的短命王朝。雖然在崇禎朝時為禮部侍郎的他,順理成章地為小朝廷的禮部尚書,但無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還有些忐忑。其實,這不正好,寫你的詩得了,談你的愛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終日?不,人來瘋的病,使得他很難激流勇退,還在漩渦中愈陷愈深。名隸於東林,自視清流的他,一反常態,竟然去諂事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鋮,成了一個『進退失據』,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順治二年,滿清的豫親王多鐸大軍南下,他率先迎降,也就不奇怪了。前一年,崇禎自縊的消息傳到南方,柳如是曾勸他以死殉國,可到了跳湖的時候,他嫌水涼,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時不死,現在,就更得求生了。
問題是得給自己找個臺階下,由錢謙益和王鐸擬稿,趙之龍簽署的《降清文》中,虧他們琢磨出了這樣一句遮丑的名言:『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所有投降派都會為自己的墮落,想出些好說詞。但文人的本事,就在於能把一件極骯髒的行為,說得不但動聽,而且理直氣壯,這也是歷史要唾棄這種敗類的緣故了。
話說回來,盡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其實,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名與實之不符,人與文之相悖,在文學史上,錢謙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況,陳寅恪文章裡,提到他辭掉清朝的史官高職,回到家鄉後,還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動。所以,後來人讀他的詩,至少不至於那麼惡心。從他這首《吳門送李生還長乾》看來,顯然是歷經一番反思以後的心聲。李生要到長乾去了,他從家鄉常熟來到吳縣為他餞行,能不對記憶中的煙雨金陵,生出唏噓感傷的詩情嗎!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鐵杆漢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來說,若將這首詩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話,讓一個不太了解歷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會從詩句中感到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的勇氣。但是,要是告訴他,這是大漢奸汪精衛的作品,恐怕馬上覺得這首詩變味了。
他的《雙照樓詩集》,其中不乏這類激越昂揚的詩篇,但他這個人被歷史唾棄了以後,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隨著他一塊兒被糞土的。這部詩集,不知為何至今沒有人搗騰出來賺錢,倒是文化漢奸周作人的書,卻變著法兒地一出再出,一些不遺餘力的鼓吹者,也變著法兒為其洗脫漢奸的罪名,實在令人費解。固然,因人廢文,不妥,同樣,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惡丑於不顧,也是很不妥的。
通過乾隆批錢這件事,告訴我們,有多少丑,就是多少後人的話柄。一些人硬要把丑惡的事實,涂上美麗的色彩,我想,歷史是不會買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