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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鄧小平與一九七五年整頓》,程中原、夏杏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35.00元
《決戰——從四五運動到粉碎『四人幫』》,程中原、夏杏珍、劉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32.00元
《新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程中原、李正華、王玉祥、張金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30.00元
讀程中原等由《前奏》、《決戰》和《新路》三本書構成的『歷史轉折三部曲』,不禁想起朱熹說的,『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毛澤東早年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自己喜歡『事態百變』的歷史,諸如楚漢相爭,三國相爭等等。朱熹、毛澤東所說,涉及到一個讀史規律,即那些揭示歷史變局過程的史書,總是別有一番誘人閱讀的魅力。因為百變的事態,讓許多生動的人物的登場或謝幕,這中間自然充滿曲折和情節張力,在變局中孕育著歷史的走向和命運,敘述得好還可以揭示啟發後人的一些大規律。這樣的史書,既可能是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也可能同時成為通俗的大眾讀物。說到底,誘人閱讀的魅力,來自歷史變局本身的魅力。
『歷史轉折三部曲』,比較完整地敘述了1975年至1982年這八年中國變局的歷史過程。這八年對中國的命運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人們說,20世紀中國,有三場歷史巨變改變了中國,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是1978年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轉折三部曲』敘述的,就是第三場歷史變局。但是,寫歷史變局的書,並不必然擁有誘人閱讀的魅力,關鍵看是怎樣去挖掘和展示的。
那麼,『歷史轉折三部曲』是怎樣去挖掘和展示以1978年為標志的這場歷史巨變的魅力的呢?我覺得有兩點比較突出。
第一,寫透歷史巨變的曲折過程。
任何一場歷史巨變,都會有其發生在特定年份的標志性事件,人們常常把它稱為歷史轉折。這就是1911、1949、1978三個年份在20世紀中國三場歷史巨變中的特殊意義。但是,營造歷史巨變魅力的復雜過程和深刻邏輯,卻不可能是標志性事件所能包容的。因為『轉折』並不能包含和代替『巨變』。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切割歷史。漸進的量變,積累著巨變的歷史魅力;質變的飛躍,釋放著巨變的歷史魅力。釋放的短暫驚駭代替不了積累的復雜味道。為此,我贊成『三部曲』寫20世紀中國的第三場巨變,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心點,往前拉到1975年,往後延到1982年,從而以更寬闊的歷史視野來處理1年和8年的關系。就像主要作者程中原接受采訪時說的,『三部曲把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放到1975年到1982年這段歷史中去考察,較之學界常見的單純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本身,更有歷史的縱深感和厚重感,便於從宏觀上透視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歷史轉折的來龍去脈和劃時代意義』。所謂厚重感和縱深感,其實就是更有味道也更曲折的歷史過程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歷史轉折三部曲』把8年時間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以揭示這場歷史巨變的全過程的時候,還貫穿一個從轉折到新路的歷史主題,這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其具體邏輯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理論指導的文化大革命,轉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朱熹說的讀史當觀的『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為了揭示這場歷史巨變的魅力,『歷史轉折三部曲』從歷史的縱深中挖掘和展示了8年間的幾個歷史制高點,以及由這些歷史制高點連結成的曲折起伏的巨變過程。
『前奏』事實上是由兩個制高點構成的。一個是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重申『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和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一個是這年夏天的整頓高潮。整頓的中斷是這一過程的低端落點。這一過程揭示的主題是『文化大革命向何處去』。之所以把整頓稱之為歷史轉變的前奏,是因為這場歷史轉變必然要從反思和糾正『文革』的錯誤開始,而整頓的一些措施為後來的改革探索了一些經驗,特別是為後來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准備了社會基礎。
『決戰』也是由兩個歷史高點構成。一個是四五運動,一個是粉碎『四人幫』,中間是歷史的曲線。這一過程的主題,是在毛澤東之後如何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為後來的轉變創造了前提。
『新路』事實上寫了兩個歷史過程。第一個是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其歷史高點也是歷史結點自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過程的主題是解決『中國向何處去』,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被稱為整場歷史巨變的轉折點,也是整場歷史巨變過程的一個最高點。有了這個轉折,就為歷史的轉變打開了新路。第二個過程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這個過程的歷史高點也是結點,自然是十二大。其主題是怎樣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路子。十二大之所以成為這場歷時8年歷史巨變的結點,是因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作為新時期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都提了出來,並且在實踐中有不少具體探索,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特別是在十二大上,又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總任務,鄧小平還把未來的目標確定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可以說是最終完成了20世紀中國第三場歷史的大轉變。
從這個簡單的梳理中,不難體會到,所謂歷史巨變,是怎樣由歷史的高點連接起來的,是怎樣在曲折起伏中逐步展示它的魅力的。而且,『三部曲』還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從這個歷史高點到另一個歷史點的進程中諸多橫斷面的歷史內容。要說不足,我覺得,還可以把目前的『新路』分成『轉折』和『新路』,『轉折』講粉碎『四人幫』以後到三中全會,『新路』講三中全會以後的事。這樣,『前奏』、『決戰』、『轉折』、『新路』四部曲,會更清晰地反映1975年到1982年的歷史變局。
第二,分析歷史巨變的衝突張力。
和20世紀前兩次歷史巨變均屬於體制外的革命不同,1975年至1982年的8年,大體應該說是體制內的『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指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問題上,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整個社會的思想認識和政策措施上,無疑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實現了歷史性的大飛躍;之所以說是『體制內』的革命,是因為這場歷史局變,仍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特別是在撥亂反正過程中妥善處理了新中國成立後28年的歷史問題,包括科學地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樣的巨變,不像體制外的革命那樣可以推倒重來,而總是把衝突和張力控制在相應的范圍裡邊,由此使巨變過程越發顯得曲折和微妙,正確的、比較正確的思想和政治力量與錯誤的、陷入迷誤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在交錯、比較、選擇、衝突及走向等問題上,更加復雜微妙,更加深文周納,更需要細致的歷史披撿和分析。這一點,可以從書中專門回答的四個比較尖銳的問題中可以看出。
一是1975年的整頓為什麼會中斷?作者從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歧入手,提出,在實踐層面上,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線層面上,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理論層面上,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差異。在個人迷信盛行、權力高度集中的時代,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雖然反映了『歷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時也注定了『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這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是一個不願其發生而又無力避免的悲劇。這就是1975年整頓中斷的歷史必然性。
二是怎樣看四五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關系?作者明確表示,從組織上講,當時的中共中央不僅沒有領導這場抗議運動,反而錯誤地壓制、鎮壓了這場抗議運動。但在政治上、思想上,這場抗議運動沒有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什麼這樣講呢?作者的分析我覺得有道理,比如,黨的長期教育的作用,不少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四屆人大重申『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的感召,符合黨一貫倡導的但在『文革』中沒有被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望,特別是黨的其他領袖人物如周恩來、鄧小平的影響等等,都說明四五運動不能說是脫離了黨的領導。當然,更具體地說,四五運動主要是反映了黨的領導中正確或比較正確的力量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的結合。
三是粉碎『四人幫』是不是合法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強調了兩點,一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華國鋒首先提出來的,二是代表了政治局的意志。為此,作者評論說:華國鋒委托李先念找葉劍英謀劃以後,葉纔積極參與。因為他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決『四人幫』的話,會造成『軍事政變』這樣一種影響。粉碎『四人幫』後,黨內外一些領導人要求葉劍英主持中央工作,他總是婉言謝絕,說:我是軍事乾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不就讓人說是『宮廷政變』嗎?這樣的敘述和分析,是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的。
四是怎樣看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實現歷史轉折這兩年的歷史?作者引述和堅持第二個『歷史決議』講的『在徘徊中前進』和鄧小平講的『為三中全會做了准備』。這兩個說法意思一致,總的是在往前走,但不是直線前進,因此沒有實現歷史轉折,但又是轉折的必要准備。現在有的文章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兩年間在徘徊中前進』簡化成『兩年徘徊』,或者不願意講『徘徊』只講『前進』,不能說是客觀的。書中引述和堅持『歷史決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顯然是具有客觀的針對性的。
把這四個問題說清楚,就可以比較好地把握住這場歷史巨變是『體制內革命』的要義,揭示這場歷史巨變和前兩次歷史巨變的不同之處及其復雜性,進而揭示這場歷史巨變所蘊含的特殊規律。歷史變局的魅力在哪裡,正是在這些只有屬於那段歷史變局的富有個性的靈魂當中。
最後要說一下的是,『歷史轉折三部曲』屬於歷史通俗讀物,描述了不少歷史巨變過程中的生動情節。這是一群作者近二十年積累和研究的結果,並且在此前發表了一批與這場歷史巨變相關的研究著述。沒有這樣的過程,不可能寫出『三部曲』。給人的啟發是,學有專長的人來寫通俗讀物,是應該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