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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為什麼要利用毛澤東對《水滸》的一次評價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政治惡浪呢?1975年9月17日晚,江青在大寨的談話中說:『評《水滸》要聯系實際。評《水滸》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澤東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誣蔑國務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江青還叫喊:『他(宋江)上山以後,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麼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對梁山泊的,千方百計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將軍、武官、文吏,統統弄到梁山上去,都佔據了領導崗位。』這樣的話,哪裡是在評《水滸》?
『四人幫』評《水滸》,的確『是有所指的』。他們首先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早在批林批孔的時候,『四人幫』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批『周公』,批所謂『現代大儒』,批所謂『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妄圖打倒周恩來和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識破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確定四屆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恩來負責,提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隨後又委托鄧小平在周恩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化為南柯一夢,他們咬牙切齒,伺機反撲。他們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大反所謂經驗主義,借評《水滸》這根稻草,幾乎把一切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伎倆都施展出來了。對當時黨中央所下達的一系列文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落實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明目張膽的影射攻擊。原來『四人幫』口中的晁蓋、宋江、盧俊義等等,都不過是代名詞,是為了發泄他們對組閣陰謀失敗的不滿和對鄧小平重新工作的仇恨,是為了誣蔑毛澤東,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其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天下大亂,由他們取而代之。
如果說,『四人幫』在1975年秋天『評《水滸》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還只是指桑罵槐,牽強附會的話,那麼,到了1976年春天,他們就撕掉了偽裝,變成指名道姓的惡毒攻擊了。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策劃的『評《水滸》運動』也隨之昇級了。他們處心積慮要攫取總理的職位,加緊攻擊誣陷鄧小平。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拋出江青直接控制的所謂『點』——某部六連理論小組的文章,第一個指名道姓誣蔑鄧小平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報》又拋出黑文,再次誣蔑鄧小平為宋江式的投降派,說什麼『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網羅反革命勢力,打擊革命力量,為其推行投降主義路線掃清道路』。在經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一文中,有意把鄧小平同陳獨秀、王明、劉少奇、林彪等『機會主義頭子』並提,惡毒攻擊黨中央關於整頓領導班子的指示。『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在『聯系實際,評論《水滸》』的幌子下,到處狂叫『揪宋江式的走資派』,並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層,再到層層揪。他們拿著『投降派宋江』的帽子到處亂扣,打擊和迫害廣大革命乾部和群眾。在『四人幫』的煽動下,許多地方刮起了一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風,『宋江』一時成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們要打倒的乾部的代名詞,真是荒唐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歷史經常嘲弄那些自以為得計的蠢人。『四人幫』本想利用『評《水滸》』為他們篡黨奪權鋪路,然而就在他們躊躇滿志,自以為快要登臺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提議華國鋒為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著又提議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毛澤東的決斷,給『四人幫』以致命的一擊。這時,『四人幫』就像輸紅了眼的政治賭徒,孤注一擲了。他們的『評《水滸》』又昇了一級,把矛頭直接指向華國鋒。
1976年2月28日,也就是張春橋在陰暗的角落裡寫《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報》拋出《再論孔丘其人》之後,『四人幫』在《光明日報》刊登了署名『高路』實為『梁效』炮制的《宋江一上山,就……》,在宋江『一上山』上大做文章,胡說什麼『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謠言,貶低和架空晁蓋的領導』,說什麼他『剛進聚義廳,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來排座次的案』,對毛澤東親自提議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的安排發泄不滿。在3月1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姚文元又親筆加上一句:『正同《水滸》中的宋江雖在農民起義隊伍中卻代表地主階級一樣,走資派名為「共產黨員」,實際上代表黨內外的新舊資產階級』,從而把『揪宋江式的投降派』變成了揪『黨內資產階級』,妄圖借此打倒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同志。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前夕,『四人幫』的御用文人炮制『評《水滸》』的毒草,仍在狂叫要『按既定方針辦』,要人們做好『思想准備』,『同黨內資產階級』『長期作戰』。與人民為敵,必然被人民打倒,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誰也逃脫不了。就在『四人幫』的喉舌得意忘形地發出『繼續深入』、『乘勝前進』的叫喊之後不久,黨中央一舉清除『四害』。『四人幫』借以興風作浪的所謂『評《水滸》運動』這場丑劇,也就隨著主角的垮臺而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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