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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文學30年了。
『30歲』,放在任何一個人的一生中,大概都可算是最壯美的階段。對於我們這些完整地經歷了這30年過程的人來說,這30年絕對是『天翻地覆』、『脫胎換骨』的30年,甚至還有『驚心動魄』和『刻骨銘心』之感念。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我受邀參加一個作家筆會。那次參加筆會的有1957年被錯打成右派的『老作家』,還有『文革』結束後迅速湧現的年輕新銳作家,不太多的,便是像我這樣介於30歲到40歲之間的准中年作家。作家們自由聚會,在很多年裡,是被視作違禁行為的。所以參加那次筆會的作家,幾乎每一個人都表現得非常興奮,呈現出一種少有的青春朝氣。
但是,那次會議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卻是自己出的一次『洋相』。有一天傍晚,我和幾位青年作家在太湖畔,邊散步,邊聊天。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都剛大學畢業。從學校裡得到許多我不太知道的新知識,新觀念,並進行新探索,讓人耳目一新。後來聊起『潛意識』。我覺得我還是知道一點的,便插嘴說:『弗伊洛德說過……』我的話聲還沒落地,一起聊天的幾位青年作家便笑了起來:『老兄,不是弗伊洛德,是弗洛伊德。』我臉紅了。是的,很多年,我們完全接觸不上國外的新知識。
說來有人也許不信,為了探究自己一度是怎麼失去那個『自我』的,我曾經寫了一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桑那高地的太陽》,以此找回那個曾經失落的『自我』,還原本來意義上的那個『真文學』。後來,又花了整整3年的時間,四易其稿,寫了一部20多萬字的實驗文體小說《泥日》,也只是為了試驗絕對地服從自己內心的召喚去創作,以重新確立自己的創作個性,探尋人性在藝術創作中的源發作用。
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實現這種本真的『回歸』。而當改革開放還中國作家以真實的自我,中國的文學人得以迅速地和世界潮流接軌,事情也只是回到了應有的那個起點上,並不等於就一定能寫出好作品。事實證明,文學仍然面臨一些重大的選擇:比如,從此以後,文學還應不應該真誠地面向人民大眾?文學還要不要直面現實直面人生?文學和文學人是否有必要熱情地關注當下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巨大社會變革,並用自己的筆去參與這場變革,推動它,促進它,甚至說『改進它』,發揮自己應該發揮的那一點點作用?從理論上來說,文學創作的個性化是否就決定了它只能是個人的事業,而與時代和人民無關?它只表達狹義的『個人』情懷,而與時代和人民毫無關聯?或者說,文學因此就可以不考慮時代和人民的需求了?而另一個同樣並非不重要、同樣令人牽腸掛肚的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是否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准備,創造了一個較好的人文環境,來讓文學和文學人真正地貼近現實,貼近人民,貼近時代,以人為本,做人民的真正的代言人?
事實是,還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繼續努力地去做下去。30年……50年……也許還需要100年……焦慮和驚喜會始終伴隨我們。對於我自己來說,怎麼把文學做得既深刻,又好讀,既文學,又大眾,既充滿著深層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著當代真實的生活氣息,既有作家獨特的個性魅力和獨立思考成果的張力,又能涵蓋時代和歷史的廣度和厚度……應該有更多的痛和焦慮在等待著自己。但無論如何,這種痛和焦慮,包括由此換回的不可替代的成就感和愉悅都是我們這幾代人在創造自己人生新高峰時,給歷史留下的一種必然場面,也是我們的一種獨特的社會擔當和獨特的人生驕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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