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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數據顯示,本市老年癡呆癥出現年輕化趨勢——
失智人群期盼得到專業護養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上海的失智人群總數不斷增加,俗稱『老年癡呆癥』的阿爾茨海默病已不再是老人『專利』,也有逼近知識分子的趨勢。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本市失智人群關懷工作近年來雖有推進,卻遠遠跟不上需求的增長。
不久前,閔行一個派出所裡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操著濃重四川鄉音的八旬老人。他無法與民警交流,身上也無任何身份證件,隨身只帶著一袋有些變質的香蕉。他一根接一根地吃香蕉,民警勸他不要多吃,還買來盒飯,他仍自顧自地埋頭吃,吃飽了還在警車裡便溺。警方聯系上他的老鄉纔查明,老人患有老年癡呆癥,來滬尋找在滬打工的兒子,兒子沒找到,自己反而先丟了。民警告訴記者,這種情況十分多見,該所每月至少接到一起失智老人走失的報警。
『老年癡呆』並非老人『專利』
在傳統觀念中,老年癡呆癥多發於受教育程度較低、退休後無所事事的七八十歲老人中,還有些人覺得,年紀大了記性不好是正常現象,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忽視了阿爾茨海默癥的早期防治,等患者病情嚴重甚至惡化,出現過激、攻擊行為纔後悔莫及。2009年,諾貝爾獎得主、華裔科學家高錕因患老年癡呆癥不能親自致獲獎感言的新聞畫面,讓許多人恍然大悟,『老年癡呆』正逼近中老年知識分子。
國際老年癡呆病協會調查數據顯示,老年癡呆癥發病年齡已由原來的65歲提前到55歲。一位三甲醫院神經內科醫生告訴記者,他還碰到過剛40歲出頭的會計師等低齡患者;而根據一項統計,知識分子在患者中的比例已上昇到35%。
市民陳先生原先在單位擔任領導職務,56歲時被確診為老年癡呆癥,只能在辦公室裡坐坐,連電話都不能接,因為他放下聽筒可能就已經忘了對方的話。如今,陳先生已叫不出鄰居的名字。醫生預測,3年後他很可能連妻子也會不認識。還有一位醫生介紹說,在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的老年癡呆癥患者中,有不少是難以適應門前驟然冷清的退休乾部。比如一位局級乾部退休後半年便患上老年癡呆癥,患病後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居然是『明天開會,不聽話就處分你』。
在香港更名『腦退化癥』
上海市心理康復協會老年癡呆專業委員會的阿爾茨海默癥專家肖世富分析,城市競爭壓力加大,嗜煙酒、情緒抑郁、獨居、環境污染等因素都容易誘發阿爾茨海默癥,應酬族中常見的高血壓、高血脂、高膽固醇、糖尿病和中風、甲狀腺功能減退等疾病低齡化趨勢也促使其向四五十歲的人群蔓延。所以,50歲以上的高危人群最好每年都進行『記憶體檢』,以便及早發現,及時治療。
上月,老年癡呆癥在香港地區統一改稱為『腦退化癥』。這一新名稱由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醫院管理局等18個機構舉辦的征名比賽中選出。『腦退化癥』可以更加正面及貼切地反映病癥,也希望消除公眾對癡呆癥的誤解及成見,避免患者因為害怕受到歧視而延誤治療。
期盼完整關懷體系
不久前,市殘聯、市精神衛生工作領導小組等部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上海有逾18萬失智老人,專業養護處於缺失狀態。另一項調查發現,46%失智老人有輕中度精神和行為癥狀,5%有重度精神行為癥狀,他們十分需要專業機構護理,否則,不僅易走失,也可能對家庭和社會不利。近一兩年來,雖有第三社會福利院失智老人照料中心、浦東失智老人康復中心、金惠老年康復醫院等陸續籌建或投入使用,然而,床位不過數百,屬於杯水車薪。
另一方面,失智老人普遍面臨的經濟困難也值得關注。據浦東祝橋鎮紅十字會介紹,失智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僅成人尿片、尿褲和床墊每年就花費幾千元,求醫問診、請人看護等更是費用不菲,不少家庭經濟負擔沈重。雖然祝橋等一些街鎮紅十字會設立『社區困難失智老人關懷服務項目』,對符合條件的本市戶籍困難老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護理用品,然而,要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經濟困難,還需要更多投入。
按照有關『智力殘疾』的定義,有關部門幾年前就醞釀為經鑒定符合標准的失智老人頒發《殘疾人證》,使其享受殘疾人幫扶政策,但限於種種因素,目前幾乎無人因患老年癡呆癥而領到《殘疾人證》,這一人群尚未納入殘疾人康復對象范疇。殘聯、民政、衛生等部門和機構近年來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盡快明確主管部門顯然更加有利。市老齡科研中心老年長期照護研究所所長章曉懿呼吁,借鑒挪威、瑞典等國家做法,建立一套完整體系,如在社區設立早期防治中心,加快護理機構建設,定時派專業人員上門指導居家養護等,為老人配發便攜式報警求助設備等,改善失智老人生活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