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尹學芸
一位文友到薊縣來,我們在辦公室裡大約只坐了半個小時。除了聊文學,還談到了人生。不管文學還是人生,話題其實都在圍繞不久前突然去世的市作協黨組副書記宋群利,一提到他,我就突然淚蒙雙眼。前不久,我看到報紙上悼念他的文字。我沒寫,不是我不想寫,而是想把心情和眼淚都放一放。人到中年,情感變得越來越脆弱。我一直在等我的心安靜下來,能把生死看得雲淡些,風輕些。能讓自己平和地看待他的突然辭世。能把情感在那裡打個結,就像我生活中那些曾經的過客一樣——可我發現,時間沒有減輕那一刻帶給我的悲傷。自從我得知這一噩耗,我那失聲的一聲『啊』,就拖著長長的尾音逶迤進了歲月,我總能在耳朵之外聽見自己發出的那一聲驚呼。就像此刻,眼淚一次一次地溢出眼眶,甚至穿過面頰淌到了脖領裡。那種痛,還是無法言說。
幾天前,我把這種痛感告訴了一位朋友。朋友大概覺得我有點誇張,他這樣說我:你纔跟他打了幾次交道啊!
是啊,他到作協並不久。有幾次會議我因為這事那事還沒能參加。張開巴掌,我能數得過來我們之間有數的那幾次交往,這其中還包括會議的匆匆見面,只來得及問個好,握下手。至於私下交往,居然一次也沒有。我甚至自己都會覺得奇怪,如我這樣內向和不善於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人,宋群利同志居然沒能成為我的陌生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回過頭來一想,也就釋然了。他不會成為別人的陌生人。不管是坐在臺上還是坐在臺下,他總是一張可親的臉,眼神永遠是在平等地與人交流,甚至握手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一種他發自內心的熱情。還有他爽朗的哈哈笑聲,以及那個朴實的憨厚勁兒,都能很快縮短他與別人的距離。如今,當這一切都變成回憶的時候,我纔突然發現,人與人之間的情誼,與認識時間的長短沒有必然的聯系。生活中總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悲劇,能真正讓我們為之疼痛的大概需要一些必要條件,而這些條件,肯定與身份、地位、學識、性別都沒有關系,唯一有關系的,除了親情血緣,就只有一個大寫的『人』字。
上一次簽約作家述職,是在漢沽的夢莊園創作基地,到達目的地以後,會前的一小段休閑時間裡,大家三三兩兩地在園區的葡萄架旁說著閑話。我問了別人纔知道,這個長著卷曲頭發的男人就是新來的作協秘書長。而我的小聲詢問大概他也聽到了,我們幾乎同時向對方伸出了手,而他在伸出手的同時,已經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的感動就是在那一刻變得具體起來。當時晚報正在連載我的《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一書中的部分章節,宋群利同志的原話這樣說:你寫鄉村的文章很有味道,不像某某,寫出的農村題材不是個味。除了驚訝於他的直率,我起初還當他是客氣,又深入地談了談,纔明白他是下了力量了解天津作家創作群體的,因為他談到了翻閱過去的《天津文學》雜志,談到了我1990年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我至今都記得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溫暖,那樣久遠之前的一篇作品能被人重新提起,不管於我還是於作品本身,都是一件榮幸的事。
第一次接到他的電話,是作協組織作家赴臺灣采風。我因為簽證問題遇到一些麻煩,多方奔走無果,但因為不知道癥結在哪裡,所以一直不甘心。那天突然接到宋群利同志的電話,他說因為護照的原因,我去不了,他也去不了,以後會有機會的。此後不久,項目作家去江南采風,作協的同志專門打電話給我,說群利書記記著我上次赴臺沒能成行的事,問我願不願意跟大家一起去江南。我因為有事脫不開身,也沒能成行。但這樣小的事,他都記在心上,時至今日想起來,都還唏噓不已。
他前後來過薊縣兩次,都是因為會務在身,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最近的一次重陽詩會在毛家峪舉辦,文朋詩友們都以為他會來,結果他沒來。我打電話詢問情況,他說是因為臨時有會。最近我纔知道,他不是因為有會,而是因為心髒出了問題。可他依舊爽朗的聲音太有欺瞞性,生性敏感的我,居然什麼都沒聽出來。之後再見到他,就是在文化杯魯藜詩歌獎的頒獎會上,他在樓上吃完飯,又來到作者們中間。因為他的加入,喝酒的詩人們又掀起了一個小高潮,他不時地跟作者們開著玩笑,我勸他以茶代酒,他不依,說一點點紅酒也是他的心意。一位詩作者有幾分醉了,對他說,你以後要多關心我尹大姐,人品文品都沒得說。群利書記哈哈笑著說,我對尹學芸比你了解,你關心的都是多餘……
我知道他說的是酒話,但也是他在這個世界上說的最後一句關於我的話。回想初見他時的情景,我情願相信他不是信口說的。我希望我是一個他能夠了解的人,哪怕他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
在天津文壇的天空上,有一顆流星在此閃爍過,拖著長長的尾翼。即便是流星,也給予了很多人溫暖。我們有理由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