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紹英(1861—1925),字越千,滿洲鑲黃旗人,馬佳氏。辛亥革命後,為溥儀宮中的內務府大臣,是伴隨清廷走完最後一段路程的『遺老』之一。本月初,靜園接收了馬延玉先生捐贈的紹英的一批珍貴文物,包括:紹英出入張園門證(原件)、溥儀因紹英去世頒布上諭一份(原件)、紹英名片一張(原件)、紹英日記中有關張園部分(復印件)、紹英照片(影印本)。這些文物揭示了溥儀到達天津前後的歷史細節,為研究末代皇帝提供了寶貴資料。
紹英日記:末代皇帝住張園需交租金
馬先生(紹英之孫)介紹,在民國亂世,家中曾被僕人盜竊,為掩蓋痕跡,盜賊放火欲將舊宅焚毀,這些文獻是從火場中搶救出來的,傳到馬先生父親手中,原本四十冊日記僅留三十三冊。在『文革』期間,馬先生將日記殘本藏入單位工具箱內,躲過被查抄一劫。十年前,馬延玉退休之後,花大量精力將這些殘本整理修復,並仔細研讀,發現其中記錄了很多珍貴史料。在馬先生的指引下,記者找到日記最後一冊中關於溥儀進駐天津張園前後的記錄。
1925年2月23日,清宣統帝愛新覺羅·溥儀離開北京。在日本人的保護下,溥儀乘車逃往天津,由日本人駕車迎往日租界。在乙丑年二月初二,即1925年2月24日,紹英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於昨晚十點辭,上(溥儀)已同日本警察赴天津日租界,暫住大合旅館(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記載為大和旅館)甲間。』
在以往有關張園的描述中,有這樣的記載:清朝的忠臣遺老張彪,得知溥儀到了天津,將溥儀全家連同宮女、太監、遺老遺少,接進『張園』。然而在內務府大臣的日記中,卻是另一番面貌。1925年2月25日,紹英這樣記錄:『……聞赴津之舉惟羅振玉一人知之,所租張園系朱汝珍代為租定,蓋已付款也。』可見,雖身為皇帝,溥儀住宿張園也是需要繳納租金的。只不過這租金是由朱汝珍出的,這對於掌管小朝廷財政的紹英來說無疑是個喜訊。
對這樣一場突發事件,紹英在震驚之餘,首先想到的則是向段祺瑞報告,以穩定事態,尋求執政者對『小朝廷』安全和資金上的支持。而段的答復則只提供了安全上的支持,資金上則打起了官腔。日記中提到,當紹英向段祺瑞說明溥儀已經赴津,並表示因為報紙上有『引渡溥某以正典型』的報道而驚恐時,段祺瑞說:『青年之人好行自由,只得聽之,但是有我在不能任新黨少年之人胡鬧,可以放心……』此後,當紹英提到錢的問題時,段則說:『財政緊迫,容緩。』
紹英進張園門證:內務府大臣為錢懮
在紹英乙丑年二月十二日的張園進門證上,記者看到發黃的紙面上印著『門證』二字,手書『紹越千』和日期等字,並蓋有『出入大吉』的紅色印章,看上去粗糙、簡陋,可見當時『小朝廷』的風光早已不在。
乙丑年二月十一日、十二日,紹英第一次到津向溥儀面陳京中情形,其中提到借款即將到期一事——『借款可否?上(溥儀)雲,到期再議。』在日記中,紹英幾乎每次與溥儀對話,或多或少都會涉及錢的問題,如借款、催撥款、典當等,而溥儀也經常抱怨『日子太素』。
在不斷為錢奔忙的日子中,溥儀到天津後的一個決定,讓紹英很高興。本來溥儀打算到津後要很快出洋,由於政治形態發生轉變,而且天津的生活也暫時安定了,末代皇帝取消了這個計劃,決定暫住天津,使得紹英在日記中大呼『此乃好消息也』。因為皇帝出洋不僅需要更多的錢,而且『小朝廷』的軸心走了,優待條件都無從談起,那麼維持『小朝廷』的資金就斷了。可想而知,掌管財政的紹英有多發愁。
溥儀因紹英去世頒布上諭:
『膽小怕事』還是『練達老成』
在馬先生捐獻的另一件文物中,記者看到,乙丑年閏四月十一日,聽聞紹英去世,溥儀頒布上諭,命賞陀羅經被和五百元用於治喪,並稱贊紹英為『持躬恪慎練達老成』。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把紹英稱為『恭順』、『出名的膽小怕事的人』。那麼紹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在紹英的日記中,記者看到,由於所處身份地位,紹英與清末民初政壇、商界的很多『大腕』都有來往,人脈很廣,很多小朝廷難以解決的事務,都需要紹英親自拜會各界人士,上下打點、予以調停,由此可見,為何溥儀一度為整頓內務府,令鄭孝胥代替紹英出任內務府大臣,卻以失敗告終。
如溥儀所形容的那樣,紹英為人處世非常小心謹慎,對皇上極為『恭順』,這樣的臣子管理賬務的確令人放心。比如,內務府大臣一職的任免,紹英可謂完全服從領導指揮。紹英在私人日記中也會有相關財政收支記錄,溥儀交代變賣的宮中物品,一一記錄在案,然而一些涉密事件只字未提,如『張勛復闢』前後,張勛曾經拜訪紹英,但所談何事,日記中戛然而止。
馬延玉先生曾聽父親講述祖父的故事,當時由於經常需要將宮中物品拿到鹽業銀行抵押變賣,銀行方面也曾拿出回扣,被紹英當場拒絕。銀行專員已經將回扣款取出,問錢『如何處置』,紹英的話翻譯成現代文就是『愛怎麼辦怎麼辦』。
紹英的性格中也的確有『膽小』的一面,溥儀移居天津前後,報紙曾有報道,稱紹英私賣圓明園石柱,令老先生非常生氣和擔懮,覺得『不可理論』,幾次在皇帝、親王和段祺瑞面前提及此事,希望得到幫助,並在日記中表示,若事態嚴重『只得赴津大姑奶奶家暫避』。采訪中記者得知,日記中的大姑奶奶即為紹英長女,天津大收藏家張叔誠之妻,由於張家當時在英租界,所以相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