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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一年之中,熱點紛呈;網絡意見,衆說紛紜。新聞事件往往糾結着事實的真僞、價值的判斷,關注之所在常常又是爭議之所在。如何辨明這些事件背後的是非、善惡、得失?價值多元的時代更需要新聞的多元闡釋,方能求得最大限度的客觀和公正。以這樣的眼光盤點2010,我們發現網絡一度熱議的國際話題依然包裹着集體的非理性,有待再認識。
中國周邊局勢很嚴峻嗎?
今年以來,中國周邊頻頻出現新動向,比如泰國政局、緬甸大選形勢,等等。尤其是3月份韓國“天安號”艦艇沉沒以來,朝韓對立形勢嚴峻,東北亞形勢一度陰雲密佈。
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傲慢論”和“中國威脅論”輪番炮製出爐,說什麼中國“後院”起火了。一時間,好像東亞“山雨欲來風滿樓”,而中國因“咄咄逼人”陷入外交“孤立”,中國周邊國家擔心害怕,“紛紛尋求”美國保護,美國又成了它們新的“保護神”了等等,不一而足。
面對這種輿論攻勢,國內也出現一些跟風論調,“中國後院起火”似乎成爲既定事實。然而,事實果真是這樣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國並沒有什麼“後院”,也從來不想搞什麼“後院”。中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中國不贊成“後院說”,也絕不會像某些美國人說的那樣,中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將像美國一樣“無情地追逐世界霸權”。至於中國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矛盾,包括領土主權的爭議,很多都是歷史遺留問題,或者地緣政治關係中難以完全避免的分歧。中國同有關國家已經並將繼續探討公平合理的解決途徑。
至於周邊國家政局動盪,究其根源,有內因,也有深刻的外因。
首先,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化”與深陷“民主困境”;國內經濟社會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激化社會矛盾。泰國的“保守派”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致政爭不已。吉爾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動盪,其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出了問題。
其次,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西亞、南亞、中亞與東南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股勢力”,“基地”組織與“塔利班”等在此具有長期肆虐的“土壤”。
此外,西方大國加大介入,是誘發亂局的重要因素。東亞並沒有“起火“,所謂的中國“後院”也沒有起火,而是美國方面有人企圖“放火”。早在去年11月奧巴馬訪問日本時,鬧劇就拉開了序幕。奧巴馬當時明確宣佈,他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美國要增強並繼續保持在這一極其重要地區的“主導地位”。今年1月,國務卿希拉里拉開了第一幕。她在夏威夷一次政策性講話中六次強調,美國要繼續在這一地區發揮“傳統的經濟與戰略領導作用”或“中心作用”。之後,美國借用韓國“天安號”沉沒事件,從8月開始舉行美韓大規模軍演,成爲這出鬧劇的第二幕和續篇。
事實證明,東亞形勢以及中國同東亞國家的關係早已今非昔比。“亞洲北約”那套過時的冷戰思維,早吃不開了。這不僅是因爲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合作和互利共贏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還因爲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睦鄰與“和諧周邊”政策,平等待人,不搞對抗,使美國所謂“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傲慢論”的觀點不攻自破。
中國還是原來的中國,中國對涉及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問題,重申自己的立場,告誡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應予尊重,不要侵犯,並不是什麼“反應過度”,“刺激”美國,更不是什麼“咄咄逼人”。東亞上空的月亮還是原來的月亮,星星還是原來的星星,只不過現在比過去更明亮了,難道爲此就要人爲地用大片烏雲去遮蓋嗎?
東亞國家也不會爲美國欺騙性的戰略圖謀所惑,最近菲律賓和澳大利亞就在南海問題上給美國潑了一瓢冷水。8月,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公開稱,解決南海爭端無需美國或第三方協助。同樣,在8月份澳大利亞大選之前進行的辯論會上,針對南海問題,澳大利亞朝野在激辯外交政策之餘卻不約而同地“倒向中國”,希望通過雙邊機制來解決。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要主導世界的老毛病同東亞國家聯合自強以及中國興起的大趨勢不相適應。東盟國家需要美國的合作,甚至某種大國力量的平衡,但無意在南海問題上追隨美國。
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應該看清鬧劇的本質,冷靜觀察,沉着應對,千萬不要中了別人的激將法和離間計,也不要跟着美國媒體刺激性輿論轉,感情用事,浮躁上當。所謂美國已形成對中國的“C形包圍圈”,不過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的一廂情願而已。我們需要警惕,但無需過慮。
面對複雜的局面,中國需要不斷強化“周邊是首要”的意識,加快制定“大周邊”戰略,統籌周邊外交與沿邊地區的發展穩定,有效化解周邊動盪風險,妥善因應大國地緣角逐。不過,“與鄰爲善、與鄰爲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已經遭遇挑戰,中國不可能再像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那樣具有穩步拓展的機遇期。中國與一些周邊國家關係的互動進程,可能正在告別過去十年的穩定態勢,摩擦會有所增大。
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是對是錯?
在爭議聲中,我國連續4個月增持美國國債,今年10月份比9月份多增持233億美元,同時也是2009年8月份以來單月增持美國國債最多的月份。至此,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的總規模擴大至近一年來的最高水平,達9068億美元,繼續維持美國國債最大的境外持有者身份。
著名經濟評論人葉檀認爲,“中國成爲美國最大債權國,但這是一個左右爲難的最大債權國。”
做美國“頭號債主”,無疑存在巨大的風險。由於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而美國掌握印鈔權,如此龐大的美元投資,顯然會令中國的外匯儲備陷入身不由己的巨大風險:不論是投資者對美國債券喪失信心,或美國政府爲解決財政問題大量發行新債,從而導致債券價值“稀釋”,都會令中國財富縮水;而一旦美國祭起其屢試不爽的“印鈔大法”,人爲製造美元貶值,以轉嫁自身經濟和金融危機,最大債主中國自然首當其衝。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一趨勢仍在擴大:一方面,美國爲籌集救市資金,還在不斷髮行新債;另一方面,中國雖抱怨不斷,卻仍然一再增持國債,而美國則在抱怨“借中國的錢太多”同時,又不斷派出要員,遊說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國債,從希拉里到佩洛西,再到蓋特納,他們此前對中國的態度、立場相去懸隔,但輪番來華,卻無不用溫和的口吻重複同樣的話:再買些美國國債吧,這是最安全、最實惠的投資。事實上,美國國債回報率不斷下跌,僅較日元稍高。
但是,中國已經陷入了“兩難境地”:如繼續買入美元國債,從經濟角度上看,將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因爲美國國債回報低;但如果停止購買,甚至沽出的話,美元就會進一步貶值,中國同樣損失慘重,即所謂“買又能慘,不買又能慘“!
專家認爲,在中國現有的金融環境下,儘管面臨美元貶值的巨大風險,增持美國國債仍然是中國外匯儲備投資“沒有辦法”的“最好”選擇。相比於日本政府債券或歐洲政府債券而言,雖然美國財務狀況令人擔憂,但美國國債依然是各種債券級別中最高的一種,是相對安全的避難所,美國國債不僅是中國,也是其他國家的優先選擇。日本近幾個月來也淨買入大量美國國債,10月份日本仍是美國國債第二大持有者,持有規模從9月份的8646億美元提高至8774億美元。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的主因,就是因爲其着眼點並不放在投資的利息率上,而是希望穩定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藉此保護國家的出口業。
不過,從長期來看,中國需要控制好自身外匯儲備規模。因爲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外匯儲備並非越多越好,這需要國家對其持有的最佳外匯規模進行評估和測算,以把握好外匯儲備的程度,以及持有美國國債的規模等都需要適度。
在國際上,改革國際貨幣體制、廢除美元的一家獨大;在國內,改變現有分配模式,實現“藏富於民”,逐步實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但這需要時間。從近期看,利用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對資金的需求,利用中國經濟發展後,中美事實上處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之中這些便利條件,充分運用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爭取“大債主”應有的利益和保證,是較爲現實的。
中日關係走向何方?
2010年的中日關係,經歷了罕見的大起大落。總體來說,以9月份釣魚島撞船事件爲界,可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半年高層交互頻繁,經貿往來持續;9月之後,中日關係風雲變色,改善乏力。
中國船長被釋回國之後,中日之間雖然屢有示好之意,卻總是難以突破外交的“僵局”。這對有着歷史積怨、關係極其複雜的中日兩國來說可謂舊恨未消,又添新怨。中日,這兩個亞洲最大、最重要的國家,同時又互爲一衣帶水的鄰國,究竟走向何方?
中日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由於首相小泉公開參拜靖國神社而進入冷凍期。隨着小泉時代的終結,中日雙方一度積極共同努力,關係迅速回暖,並在鳩山成爲首相後達到高潮。這個時期,至少中日雙方還有一定的期待和幻想,認爲雙方仍然可以開闢一條睦鄰友好、共榮、共贏的互利之路。然而,鳩山新政不過八個月就夭折了,至此中日關係急轉直下。釣魚島風波讓中日關係瞬間由百花競放的暖春跌入蕭瑟肅殺的寒冬,僅僅十七天就打回到小泉時代。
過去,類似的釣魚島衝突都是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解決(2004年3月發生中國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事件時,日方並未將這7名中國人移送到檢察廳,而是將這7人強制遣返)。這自然將中國逼入牆角,不得不強烈反制,最終令日本屈服。從中國的角度講,中國是選擇對日示好,還是捍衛國家利益呢?如果說過去“虛”的問題還有可能讓步,事涉“實”的國家利益,則絕無妥協的可能。這一次中日雙方在釣魚島衝突中全力以赴,就是明證。最後,日本藉口中日關係而放人,實是中方的報復打到痛處,否則真要是爲了中日關係大局,何必當初?
但這次緊鑼密鼓的外交角力並未由此風息浪止,相反似乎後患無窮:日本執政當局面臨輿論和反對黨的強大問責壓力,中國政府則同樣面臨空前的民意壓力,兩國民衆則似乎都頗不解氣,高層更顯得餘怒未消。人們原本以爲中日關係會隨着日本方面釋放漁船船長而迅速轉圜,殊不知此後事態竟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兩國防長之間的“電梯外交”、政府首腦之間的“走廊外交”,抑或是此後胡錦濤主席赴日出席八國峯會等多邊外交活動與菅直人會面,均難掩高層交互的牽強和冷清。
此時的中日關係敏感而脆弱,原本需要良好的外部氛圍來小心翼翼地呵護,以實現早日趨穩回暖。然而,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兩國尚未找到打破僵局的良機,一場韓朝延坪島炮擊又將兩國關係回暖的日期逼退得遙遙無期。朝鮮半島局勢的驟然緊張,導致日本一方面進一步加大了軍事安全上對華的警惕防範,另一方面又凸顯了雙方在半島局勢上的不合拍甚至矛盾分歧。在此氛圍下,中日關係只能在冰冷的僵持中跨國2010年。日本內閣府的年末輿論調查結果進一步映證了這種冰冷的僵持:對中國“有親近感”的日本人僅佔20.0%,比上年下降了18.5個百分點,創下了1978年實施該調查以來的新低;對中國“沒有親近感”者高達77.8%,增加了19.3個百分點,創下歷史新高。
此次風波雖然主要源於日方嚴重誤判形勢,但瞬間使中國激發出讓日本和整個西方驚詫的反制,隨後近3個月裏不僅餘波難平,而且短期內似乎回暖無望,除了中日政治安全互信依然十分脆弱這一原因外,更因歸罪於一個衆所周知的因素:美國。釣魚島風波發生於日美關係修復升溫之際,由日本新內閣中親美少壯派前原誠司外相一手策劃導演,又在美國因素隱隱約約地作用下得以解決,隨後又在朝鮮半島局勢趨緊後美日韓系列軍事演習中餘波不斷,無不凸顯出中日關係仍未擺脫美國這一強大錨鏈的牽引:中日關係上升時,日美關係則趨於冷淡甚至出現裂痕;日美關係趨於修復和升溫時,中日關係則裹足不前甚至風波不斷、急轉直下;中美日三角交互決定了中日關係走向,尤其是中美競合關係直接影響着中日關係現狀。
即便如此,觀察者仍對兩國關係的止跌回升抱以期待:剛剛經歷一場緊張劇烈對峙之後,恢復友好熱絡似乎的確需要假以時日。中日這兩個東亞大國要真正走上全面、深入、可持續地友好合作的健康大道,不僅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帆風順。對於中日關係,我們只需把握一點就好:則兩利,惡則兩害。
“中國模式”存在嗎?
“中國模式”已成當下國內外人士談論的一大熱門話題,各方觀點見仁見智。在這場已經持續多時的爭論中,人們的關注的對象並不在於“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而是變成了要不要、該不該有“中國模式”的問題。那麼,果真存在一個“中國模式”嗎?
總體上看,中國內部對“中國模式”存在着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大讚“中國模式”的,認爲不僅存在着一個“中國模式”,並且這個模式較之西方模式優越。他們並不諱言他們“確立”“中國模式”,是要和西方爭取國際話語權。概括地說,儘管他們對“中國模式”作了很多經驗性的研究,但對“中國模式”的評介過於意識形態化。當從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客觀性就少了。
與此相對,第二種觀點則不承認存在着“中國模式”。他們往往是以西方爲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中國是桔子,西方是蘋果的話,在他們看來,桔子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把自身改造爲蘋果。在桔子沒有變成蘋果的時候,桔子本身就什麼也不是。
第三種觀點可以稱之爲“‘中國模式’未定論”。他們的出發點當然和西方不同。他們認爲,中國還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存在着很多問題,現在提“中國模式”還是過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譽院長厲以寧日前接記者專訪時說,“我不用‘中國模式’ ,因爲‘模式’往往是固定化的;我用‘中國道路’,因爲它更容易博採衆長。”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所走出的道路,不僅借鑑了外國經驗,也吸收了自己的經驗教訓,是“誰有優點就學誰”。
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介這所房子?
“中國模式”是當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比較突出的特點和過程所構成的特定類型。它來源於對中國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總結,反過來又指導自己進一步的實踐,並對別人的實踐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中國社會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和轉型,已經顯示出自己鮮明的特色和特點,顯示出在全球的獨一無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現有的發展模式都難以完全解釋得通。這是活生生的事實。這種模式和經驗,區別於衆多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經驗,但又利用了它們一切先進的東西;也區別於過去那些失敗的社會主義模式,但汲取了它們的經驗教訓。因此,它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和經驗,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和經驗。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使用“中國模式”這個反映當代中國實際情況和過程的真實概念。
現在世界上有那麼多發展模式,例如文獻資料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北歐模式”、“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等,還有諸如習慣上被稱爲“自由主義模式”的英美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模式,被稱爲“蘇東模式”的蘇聯東歐國家的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等等。爲什麼我們不能把我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叫做“中國模式”呢?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改進問題。不錯,“中國模式”還處於變動之中,因爲“中國模式”本身並不是一個固定的事物,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經歷過並且正經歷着由不甚成熟,到比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如果認爲“中國模式”還處於變動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國模式”,那我們只能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模式,因爲我們今天學術界和媒體所說的各種模式均處在變動、發展之中,都面臨着挑戰;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稱之爲“模式”,那等於說“模式”必定是僵化的,這顯然是不對的。
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尚有的不足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了“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而事實上,如何改進“中國模式”,是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向何處去?
2010年,俄羅斯努力推進“經濟外交”戰略,探討安全合作新路,與西方主要國家互動頻繁。“合作”一詞,成爲這一年俄與西方關係發展的主基調。
不過,分析人士認爲,過去一年,儘管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合作”有所加強,但總的來說外交姿態多於實際行動。由於雙方長期互不信任,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俄羅斯一方面積極與西方接觸,一方面仍保持高度謹慎。雙方在戰略上以及現實利益上的博弈還將長期持續下去。
美俄關係:有拓展有齟齬
這一年,美俄關係在去年“重啓”之後進一步改善,雙邊合作的主題正在從安全領域向經濟領域拓展。
今年2月,俄羅斯出臺了新外交構想,其核心內容是由防堵西方擠壓俄地緣政治空間轉向重點藉助西方實現自身現代化,並對美國借重增加。在這一新構想指導下,俄羅斯在伊朗核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國際熱點問題上,對美國採取了比較配合的態度。奧巴馬政府今年則繼續推進美俄合作,以期在解決國際熱點問題上有所突破。
不斷改善的政治關係爲俄美加強經貿合作提供了可能。今年,美俄領導人都表示,要使兩國關係超越安全主題,深化兩國經貿關係。
6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首次正式訪美。梅德韋傑夫決定重新向從今年年初起被禁止進口的美國家禽開放俄羅斯市場,並宣佈從美國購買總值達40億美元的50架波音客機。美國總統奧巴馬則高調宣稱支持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10月,美俄雙方確認兩國已結束俄加入世貿組織談判。
俄總統訪美后不久曝出的美俄間諜風波,是今年兩國關係中的一個插曲。不過,這場號稱“冷戰後美俄間最大規模的”間諜風波很快平息下來。從雙方淡化處理此事的態度和做法來看,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對抗意圖明顯下降。
不過,也應當看到,俄美在安全領域的戰略矛盾並未消除,在北約東擴、與獨聯體其他國家關係等問題上的立場依舊對立。
俄歐關係:有動力有掣肘
這一年,無論在經濟還是安全方面,俄歐關係都有新的進展,但分歧也顯而易見。
在經濟方面,俄歐峯會6月在俄羅斯舉行。雙方宣佈啓動現代化夥伴關係倡議,進一步強化俄歐合作。俄總理普京11月在訪問德國前夕向歐盟提出擴大務實合作“路線圖”,爲俄歐發展經濟合作關係制訂長遠規劃,提議雙方建立一個和諧經濟共同體,以便將來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12月,歐盟與俄羅斯正式簽署了支持俄加入世貿組織協議,使俄終於看到“入世”的亮光。這一年被俄分析人士稱爲俄歐關係“最甜蜜的一年”。
俄歐經濟關係邁出新的步伐,是雙方共同的需要。對於俄羅斯來說,在經濟受到金融危機嚴重衝擊的背景下,更需要與歐盟國家結成“現代化聯盟”,以吸引歐盟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對歐盟國家來說,其對俄羅斯的能源和資源依賴程度很高,要保障自身的能源和資源供應安全,就必須同俄羅斯展開合作。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金融、政治等方面差異很大,俄羅斯與歐盟在經濟合作方面受到種種掣肘。特別是要實現建立俄羅斯-歐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雙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安全方面,包含衆多歐洲國家的北約和俄羅斯都表明了改善關係的新意願。
11月,北約成員國領導人在里斯本召開峯會,批准了北約戰略新概念,其中明確表示,北約希望與俄羅斯建立“真正的戰略伙伴關係”。在歐洲導彈防禦系統問題上,北約採取主動與俄羅斯合作的姿態,表示將共建覆蓋歐洲的“安全屋頂”作爲建立北約-俄羅斯夥伴關係的重要一環。對此,俄方作出積極迴應,同意在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方面與北約展開合作,並將商討在領土導彈防禦系統方面進行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俄方還同意拓展北約途經俄境內通往阿富汗的運輸線。
然而,由於存在戰略利益分歧,彼此缺乏真正互信,俄羅斯與北約在安全事務上的合作目前還僅限於表層。俄羅斯一直希望並致力於改變目前由北約主導的歐洲安全架構,梅德韋傑夫總統於2009年11月提出新的歐洲安全條約草案,時至今日仍沒有得到北約成員國的積極響應。
美國能從反恐戰爭中脫身嗎?
今年8月31日,奧巴馬正式宣佈,美國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已經結束,伊拉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安全負有主要責任。同時,奧巴馬政府已經制定了2011年7月開始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
一時間,美國脫出“反恐”戰爭的言論甚囂塵上。那麼,美國真的會從“反恐”戰爭中脫身嗎?恐怕很難!美國結束在上述兩國的軍事行動絕非是全面撤出,美國勢必會竭力保留影響力以獲取戰略利益,這必然會爲兩國的重建進程增添新的變數。面對日益擴散的恐怖勢力,美國的反恐戰爭恐怕還要繼續打下去。
爲何從伊拉克抽身
儘管奧巴馬用了“進展”、“成功”等詞彙闡述伊拉克戰爭,但是,在結束對伊軍事行動上,美國更像一個失敗者。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在伊扶植親美政權、實現穩定和繁榮、避免其成爲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但實際情況是美國付出了巨大代價——死亡人數近4500、受傷人數過3萬、戰爭耗資近8000億美元,伊拉克至今仍然一片混亂,目標遙不可及。那麼,美軍戰鬥部隊從伊拉克抽身而退目的何在?
首先,兌現承諾,爲中期選舉贏得民意支持。奧巴馬在總統競選中利用了大部分美國人反對伊戰的情緒,承諾如果當選總統將盡快結束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這爲他成功當選加分不少。美國會11月即將舉行中期選舉,奧巴馬希望通過此舉爲自己和民主黨挽回支持率,重新喚起民衆對政府的信心。
其次,可以實現反恐重心東移,爲打勝阿富汗戰爭奠定基礎。奧巴馬上任以來,逐步將反恐戰爭的重心從伊拉克轉移到阿富汗,結束在伊戰鬥任務將使美對活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塔利班實施更有效的打擊。
美國在阿富汗實施的是“以進謀退”的策略。2009年3月,奧巴馬政府公佈反恐新戰略,大力向阿增兵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12月1日,奧巴馬宣佈阿富汗戰略調整方案,在增兵同時突出了“退出”,計劃2011年7月開始逐步從阿撤軍。然而,反恐新戰略已實施一年有餘,美軍傷亡人數持續攀升,阿富汗安全局勢不斷惡化。6月下旬,駐阿美軍司令官麥克里斯特爾被免職,意味着該戰略受挫,美國計劃對阿反恐政策進行新一輪調整,擬通過軍事壓力、物資援助和政治橄欖枝三種手段結合,試圖促使塔利班“歸順”。美國的這種轉變是對前期政策的修正,其目的是儘快獲勝以求脫身。需要指出的是,隨着奧巴馬政府面臨的反戰壓力不斷增強,無論美軍能否取得預期目標,都會像在伊拉克一樣按計劃從阿“退出”。
控制亞太地區纔是主要目的
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後重新構築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儘管大規模軍事行動早已結束,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極端勢力和恐怖活動無休無止,美國付出了5700餘名軍人的生命和超過1萬億美元的經費,卻遲遲無法脫身。這兩場戰爭已經成爲美國無法承受之重,國內反戰聲音高漲,執政黨內部分歧嚴重。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可以提高政府的威望和支持率、彌合內部矛盾。更爲重要的是此舉符合美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是美全球戰略重心轉移的體現和結果。
主宰世界一直是美國孜孜以求的目標。但自2000年至2009年,美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與兩場戰爭的拖累下持續低迷,堪稱“地獄的十年”。目前,美國債務高達13萬億美元,“已成爲美國安全和領導地位的重大威脅”。奧巴馬認爲,經濟是美國實力的源泉,經濟的成功對於美國保持海外影響力至關重要,因此必須把推動經濟增長和扭轉財政狀況作爲國家安全的優先任務。今年1月底,奧巴馬在首份國情諮文中把解救經濟困境作爲主題,同時對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充滿憂慮,這在美國曆史上十分罕見。5月底美國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重建經濟作爲其最優先的任務之一。報告還放棄了反恐戰爭的說法和“先發制人”的基石,並將本土恐怖主義列爲國家安全首要問題之一。由此可見,美國在反恐戰場上的收縮與奧巴馬政府安全觀和安全戰略的改變可謂“一脈相承”。
然而,無論奧巴馬政府採取何種手段,美國家安全戰略的根本出發點不會改變,仍然是維護國家利益、確保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美國希望儘快從反恐戰爭中脫身還有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實現全球戰略重心轉移,增加在地緣競爭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投入力度,以進一步增強在該地區的控制權。美國認爲,恐怖主義的存在並不能撼動美國的霸權地位,新興國家崛起纔是對美國霸權的主要威脅。
殘局無法收拾,反恐形勢更趨複雜
美國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始作俑者,長達數年的戰爭對這兩個國家造成的破壞無法估量。
在伊拉克,美國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政治重建舉步維艱,大選結束已5個多月,但各黨派仍沒有就組成新政府達成妥協;安全形勢仍然嚴峻,連環自殺式爆炸襲擊密集發生,特別是美撤軍意圖提前透露後恐怖襲擊事件增加,今年7月襲擊和暴力事件造成535人死亡,爲2008年5月以來的最高值。美軍撤出後,伊拉克政府無法控制政治和安全局勢,混亂局面難以避免。
在阿富汗,安全形勢加速惡化,情況更不容樂觀。塔利班武裝的勢力和影響繼續擴大,政府僅控制全國20%~25%的地區,離開美軍的支持就無法生存;各類暴力事件有增無減,2009年阿反政府武裝共實施了3170起自殺式襲擊或路邊炸彈襲擊,比2008年增加50%以上,而今年7月美軍死亡人數達到63人,創下阿富汗戰爭開戰以來最高紀錄。截至8月31日,已有323名美軍士兵在阿富汗喪生,超過去年全年的317人。阿富汗很可能會成爲另一個伊拉克,美軍灰頭土臉離開的命運恐難改變,阿富汗混亂延續幾成定局。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結束在上述兩國的軍事行動絕非是全面撤出,將會竭力保留影響力以獲取戰略利益,這必然會爲兩國的重建進程增添新的變數。
與此同時,以“基地”組織爲首的國際恐怖勢力也將藉機擴大地盤,在更廣泛範圍內建立新據點。今年7月底,也門境內“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的軍事指揮官在網絡上公佈一段錄音,揚言要在也門南部建立軍事政權。在非洲大陸,以“基地”組織爲首的恐怖勢力匯聚於毛里塔尼亞、阿爾及利亞、馬裏和尼日爾等國的荒漠地帶,通過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及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等活動建立新的據點。隨着恐怖勢力在全球範圍內擴散並不斷與其他區域勢力相結合,反恐行動的目標將趨於多元化,反恐形勢將更加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