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俄還是抗日

　　1871年，俄羅斯鐵騎踏入伊犁的同時，在遙遠的臺灣，一場颶風帶來了一艘琉球國漁船，船上的漁民與當地的高山族居民發生衝突，50餘名琉球漁民被殺，這就是所謂『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個島國，位於中日之間，從明代就開始向中國朝貢，成為藩屬。日本隨後以武力強迫琉球入貢，形成了所謂的中日『兩屬』局面。中國對待藩屬，歷來只重面子不重裡子，只要稱臣納貢，一般並不乾涉藩屬國的內政與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為了『布國威於萬裡波濤』，積極向外拓展，第一目標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臺灣。

　　俄軍攻佔伊犁當年(1871年),明治天皇親政，一改幕府時代將琉球作為外國對待的基調，重新定位其為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設立了琉球藩，以便為最後吞並做准備；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受內務省管轄，租稅繳納大藏省。如同俄國為了解除中國的顧慮而宣稱『代為』收復伊犁一樣，日本人為了減少國際壓力，高調宣布日本政府將完全承認和嚴格執行此前琉球與列強所簽訂的所有條約。

　　在日本吞並琉球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就是獲得中國的認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個訛詐的機會。得悉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如獲至寶，迅速擬定了『琉球處分』計劃，決心一箭雙雕，在琉球和臺灣問題上同時對中國進行武力偵察。

　　日本的計劃是，以琉球漂民事件為理由，攻擊臺灣。但當時的大清帝國，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成果斐然，綜合國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卻羽毛未豐，不得不先進行外交試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由外務卿副島種臣率領，出訪大清國。此時，左宗棠在西北的備戰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日本代表團確定的談判四原則是：一、如果中國宣稱臺灣為屬地，並且同意懲處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撫恤金及今後保護漂民的具體措施。顯然，這樣的前提，還是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藩屬甚至日本領土，僅此一點，日本就能大有收獲。二、如果中國否認臺灣為屬地，則日本將自行處置。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結果，等於中國自動放棄臺灣的主權。三、如果中國既堅持臺灣的主權，又以各種方式推脫『琉球漂民事件』的責任，則日本將『論責處分』臺灣，如此，中日之間或將立即爆發武裝衝突，日本並無必勝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團根據情況相機采取應變措施。

　　日本的外交試探，膽大而心細，但大清國的外交部門早就養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監性格，不敢針鋒相對地應對。面對日本的試探，大清外交部(『總理衙門』)居然推搪道：臺灣土著居住的『蕃地』屬於『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國對於『生蕃』殺人事件不能承擔任何責任。日本人大喜，認為這至少證明了中國承認臺灣的一部分土地是『無主之地』，中國主權並不涵蓋臺灣全島。

　　日本政府隨即調整計劃，將攻佔臺灣『蕃地』列為第一目標，吞並琉球則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軍從臺灣南部登陸，攻擊臺灣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強與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積極整軍備戰，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出任欽差大臣，率軍趕赴臺灣，准備武裝抗擊日軍。

　　日軍在臺灣的『討伐』並不順利，受到了當地土著的堅決抵抗，加上時疫流行，減員嚴重。在列強調停下，中日兩國半年後(1874年10月)簽訂了《北京條約》，約定日本從臺灣撤軍，中國向『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支付撫恤銀10萬兩，日軍在臺灣所修的道路、兵營等，折款40萬兩由中國方面『願留自用』。在這一條約的導語部分中，明確說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屬民等妄加殘害』，『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至此，日本雖然在臺灣問題上沒有斬獲，但在琉球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日本代表團顧問、法國法學家巴桑納表示：『1874年日清兩國締結的條約,最幸運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國承認了日本對琉球島的權力。』

　　中日《北京條約》簽訂後，隨著中國的注意力被新疆牽制，日本加快了吞並琉球的動作。

　　此時，琉球問題帶給大清帝國的刺激，遠遠高於新疆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連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但是，擴建海軍的努力迅速被日益嚴重的新疆問題所阻斷。左宗棠的西北備戰已經基本就緒，只待一聲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財政資源和國防經費，究竟應該是滿足新疆的平叛，還是先興建海軍？一場有關『海防』『塞防』的大爭論在大清展開。

　　『海防派』以李鴻章為代表，他們認為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海防建設刻不容緩，而且，自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經營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盡天下財力西征，不如聽從英國的建議，承認阿古柏政權，接受其稱臣入貢，將節省下來的塞防費用轉而建設海軍，對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為代表，主張抗俄優於抗日，新疆決不可棄。左宗棠認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放棄新疆，將令整個中國失去西部的國防緩衝地帶，只能導致今後的『塞防』成本更為高昂。而且，不戰而棄新疆，對於民心士氣及朝廷威嚴都將是沈重的打擊，也不利於加強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當時的大清精英階層普遍將俄國看做是戰國時的強秦，危害最大。林則徐在伊犁『靠邊站』時，就曾嚴峻地指出：俄國『將來必為大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認為俄國『尤為中華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則認為：『泰西諸國，畏俄忌俄，如六國之擯秦。據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師不得縱橫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陸路，未騁厥志，輒思發憤為雄……俄非無事之國，不得於西，將務於東，此必之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