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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起,全國春運進入客流量最高峰期。
40天,28.5億人次,世界人口新遷徙記錄——火車、汽車、摩托車,盡管交通工具各異,但目標幾乎一致——春節回家團圓。
擁擠、焦灼、疲憊與期盼、關切、渴望相互交織。『春運難』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22年來『春運難』的畫面周而復始地上演。一票難求、運能緊張、服務打折……已成為困擾春運的幾大難題。
近日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到2015年,春運「一票難求」將成為歷史』,這讓人們心懷期待。嚴峻的現實表明,春運已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運力錯位缺口、客流的高聚集度、產業布局嚴重失衡等三大結構性矛盾纔是『春運難』的根本原因。
缺:填不上的『運力窟窿』調整運輸結構是關鍵
2011年春運,在北京,客流高峰日的始發列車坐票和臥鋪票開售不到半小時全部售罄;在廣東,由於買票難,10多萬農民工騎上摩托返鄉過年;而國內首個拼車互助聯盟上線半月內已超過10萬人報名……
為了回家,火車、汽車、摩托車,人們動用了所有能使用的交通工具,相關部門做出了艱巨的努力,提昇鐵路公路運力,然而,運力的『窟窿』似乎永遠也填不滿。
中國的春運,被譽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周期性大遷徙。1989年,內地數百萬農民工湧入沿海城市打工,春節期間首次出現『民工潮』,春運人次超過8億。
隨著中國城市化率的不斷上昇,近2億農民進城,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員的密集流動帶來了運量幾何倍數增長。今年春節,全國旅客運量將達到28.53億人次,創了新紀錄。
為解決春運難,相關部門想盡辦法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十一五』期間,我國鐵路新線建成或投入使用1.5萬公裡,增長近20%;公路建設新增63.9萬公裡,其中高速公路由4.1萬公裡發展到7.4萬公裡;民航共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投資2500億元,相當於前25年民航建設資金的總和。
然而,運力增加永遠趕不上人流的增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專家認為,一方面,雖然這兩年鐵路建設大乾快上,到去年底鐵路營運裡程達到9.1萬公裡,但人均長度不過7厘米。
另一方面,運力的結構性矛盾也更加突出。增長快的是高鐵和動車,線路普遍是發達城市至發達城市,而普通列車卻未增多少,這與春運人群從發達地區到邊遠地區的特點並不相同,票價低廉的普通列車纔是眾多打工者的首選。
來自四川成都、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工熊良山告訴記者,他每月收入約3000元,『普通硬座票只要242元,坐高鐵就相當於半個月白乾了。其實沒座位也行,有個落腳點,就滿意了。』
火車票難買,汽車票也不便宜。江西東鄉縣農民工徐華山告訴記者:『從泉州到東鄉火車票只要106元,而坐汽車至少要350元,太貴了。』
專家認為,相關部門應據此調整運輸結構,鐵路部門應多發送普通車輛,最大限度滿足中低端客運需求;甚至可以考慮政府補貼方式,降低客運車輛通行費,把汽車票價降下來,分流中短途旅客運輸壓力。『不能春運難沒解決,又添春運貴。』
擠:分不開的『四重客流』 『排列組合』求突破
農民工流、學生流、探親訪友流、旅游流……每到春節,四重客流相互交織重疊,導致機票、火車票、汽車票全面告罄,年年春運,年年告急,而服務也打了折扣。
目前,全國約有近2億農民工,加上異地工作者,春節期間需要異地返鄉探親人數超過2億;而在校大學生數超過3000萬。與之相應,2010年春節出游人數也達1.27億人次。
『時間太集中,客流太大,而運輸能力有限,鐵路、公路不可能按照高峰人數設置運能,否則在平時就是浪費。』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尹小建說,『政府部門應在「排列組合」上下工夫。』
例如提前分流學生流,建議教育部門調整學校假期,春節前半個月完成放假工作,正月十五後再收假。針對探親流,可采取調低春節前後的運價等經濟杠杆引導。
『最好的休假方式,是法定假日和企業實行的帶薪休假均勻分布。』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告訴記者,目前亟須實施2億農民工帶薪休假制度,建議農民工每年享有7至10天的休假,以分解春運壓力。
記者注意到,今年春運,鐵道、交通、公安部門在方便旅客購票方面進行了多方改進,僅鐵路客運站開設售票窗口2萬個;優先保障學生、農民工團購車票;推廣電話訂票,加大打擊倒票行為,為農民工自駕摩托車返鄉提供服務……但仍有很多配套服務需要改進,包括試行網絡訂票等。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說:『啟用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化解春運難,需要一個過程,但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務卻是當下可以努力的。』
遷:加快調整產業布局減少農民工『被遷徙』
從廣東返回湖南,從上海返回四川,從北京返回安徽……巨大的返鄉客流背後,是中國產業布局上巨大的地區差異。不少農民工是『被遷徙』。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授張孝德認為,『我國目前產業布局不盡合理,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西部發展速度相對滯後,一方面導致了人口大量長途遷徙,另一方面發達地區資源環境壓力也更加突出。』
上海市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副主任趙建德說:『一些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企業由於用工成本上昇而輾轉到中西部地區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趨勢。與其讓農民工不遠千裡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如讓他們就近打工掙錢,不僅降低了社會管理成本,而且有利於中西部地區的發展。』
與此同時,加快推進農民工城市化步伐。周孝正認為,對工作5年以上的資深農民工,應給予特殊待遇,由企業、地方政府和國家聯合提供廉租房或公租房,最大限度地減少民工春運遷徙。
事實上,國家層面已經開始著手產業布局調整。2010年9月,《國務院關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出臺,志在扭轉以往產業轉移無序、盲目擴張局面、缺乏政府層面協調等『斷層』問題,而中西部各地方政府紛紛出臺承接產業轉移政策。
去年一年間,富士康在鄭州等地設立新工業園,英特爾關閉上海工廠並擴建成都生產基地,海爾、格力等家電企業計劃或啟動在內地建立新生產基地……可以預見,本輪產業轉移的推進,勢必帶來中國整體產業布局的相應變革,從而在根本上緩解春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