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於建嶸發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多位參與者在北京召開研討會，出臺了將於全國兩會期間擬交提案草案，從修改立法、完善救助等層面提出建議，以實現『全面禁止兒童乞討』目標。於建嶸稱，該行動是想通過努力，推動社會福利事業的改善，在中國最終杜絕兒童乞討現象。(2月14日《東方早報》)

　　每當看到路邊衣衫襤褸甚至身有殘疾的孩子在乞討時，筆者心裡都會感到酸楚，緊接著就是該不該給錢的疑問：不給，太沒有人情味；給吧，誰知道孩子的背後有沒有人正在竊喜。隨著媒體對兒童行乞內幕的不斷曝光，一來二去內心越來越麻木，這也可能是大多數人面對行乞兒童的心理活動。

　　伴著微博打拐的熱潮，於建嶸教授提出的立法禁止兒童行乞也引發了正反兩方的辯論，雖然公安部打拐辦主任稱拐賣兒童主要被非法收養，少部分被組織乞討，筆者依然認為立法禁止兒童行乞很必要。

　　大多數反對者的糾結之處在於，乞討是一個人的自由，一旦全面禁止必定誤傷那些真正走投無路的乞討兒童，何況大多數的乞討兒童還是由親屬帶領的。但是我們需要了解，行乞兒童一般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被拐賣的兒童，他們往往被打成傷殘被人控制用來賺錢；二是由父母帶領出來乞討的兒童，但他們並不是走投無路，而是為了更輕松賺更多的錢，河南7名兒童被父母出租到三亞乞討就屬於這種情況；三是真正因貧困而不得不乞討為生的兒童。

　　如果全面禁止兒童行乞，就能夠堵住拐賣兒童用來行乞賺錢者的財路，從根本上杜絕這種事情的發生，他們往往是被拐賣兒童裡命運最悲慘的。對於第二類，能勞動卻拒絕勞動，利用孩子謀求錢財絕不值得同情。或是失去勞動能力卻不接受救助，反而讓孩子行乞，如果因為救助不能滿足其衣食溫飽，責任在救濟部門，如果因為救濟不能滿足其過分欲望，則問題在行乞者個人，切斷其財路利大於弊。對第三類『非乞討而無法生存』的人群，這正是社會保障功能缺失的表現，如果我們因同情而認為應該聽之任之，從某一角度說是掩蓋了政府的責任。

　　兒童是需要保護的，這不僅是為人父母的責任，更是社會的責任。在美國，如果政府認為父母虐待孩子，可以剝奪父母的監護權。而我們怎麼能夠忍受孩子為了謀生在路邊行乞？有人說行乞是每個人的自由，但對心智不健全的孩子來說該享有這種自由嗎？如果說政府還沒有足夠的兒童福利機構收養無家可歸的乞討兒童，或是兒童福利機構並不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那麼政府應該做的也不是讓孩子們繼續乞討，而是先立法禁止兒童行乞，再想辦法盡快讓社會保障覆蓋到每個需要的孩子，即使在等待中會傷害到一些人，也是社會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否則行乞兒童何時纔能得到真正的保護？

　　剛巧，在關注兒童行乞的同時看到了中國全年GDP首次超越日本的新聞，在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欣喜之餘，也無限希望國家能從GDP中多抽出一部分保護最該保護兒童，畢竟保護兒童應該依靠的是法律和制度，而不是大眾的善良和一時的熱情。(文/靜默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