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經濟學者點評前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展望十二五

　　第三次歷史性轉型

　　時鍾撥回到1953年，在這一年，第一個舉國發展目標『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誕生了。自此之後，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不斷調整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直至今年，第十二個『五年規劃』開啟。

　　在此前所經歷的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中，在探索前行的路上，綱要也從『計劃』變成了新趨勢下的『規劃』，已經完成的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就像十一級臺階，見證了成績、危機、轉折與成功。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至今，綱要內容發生了哪些變化？在循序漸進中，每一個五年計劃(規劃)又表現出怎樣的關系？

　　回眸

　　計劃經濟下『一五』執行得最好

　　-點評人董志凱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

　　從1953年開始，共制定和實施了十一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規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董志凱，曾作為副主編參與編寫過《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董志凱表示，這個計劃從1951年2月著手准備，邊制定，邊建設，中間經過多次補充和修改，反復論證，數易其稿，歷時4年半。『在既無經驗又缺乏相關統計資料和專業人纔的情況下，編制出一個比較符合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五年計劃，其難度可想而知。』 『一五』計劃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49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以及完成與此相關的12項具體任務。

　　董志凱認為，雖然在『一五』計劃已執行了兩年半之後纔最終定稿並在1955年7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但是『一五』計劃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編制和執行得最好的五年計劃，『一五』時期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到『一五』的最後一年，原定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有了雛形。

　　四個五年計劃未曾謀面

　　董志凱表示，在已經實施完成的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劃)中，有四個計劃卻一直沒有正式頒布，『「二五」到「五五」計劃都因為中途變化太大而未經全國人大通過、未正式頒布。「一五」計劃制定時間雖然長，但反復不大，但是其餘四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都比較曲折、指標起伏大，反映了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難度。』

　　『未曾公開頒布的四個五年計劃，不能僅僅歸咎於經驗不足，因為毫無經驗的「一五」完成了制定並頒布實施。』在董志凱看來，從『二五』至『五五』的四個五年計劃難產的原因事後被很多經濟學家們歸納為決策信息不充分、滯後甚至扭曲，以及違反科學的長官意志、行政命令，導致『計劃趕不上變化』。

　　在對歷史的研究中，董志凱發現，進入1958年以後，隨著批判『反冒進』以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運動的發動，『二五』計劃的制定受到嚴重乾擾，主要經濟指標多次調整修改，『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的盛行使計劃的編制和實施既失去了科學依據，也失去了全面完成的可能，『二五』計劃最終未能形成正式文件頒布。『二五』計劃在最後兩年實際上已經中斷實施，而代之以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第三個『五年計劃』本應在1963至1967年間實施，但由於『二五』時期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重大比例關系失調。黨中央決定1963至1965年繼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三五』計劃安排在1966至1970年實施。『「三五」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在「文革」的衝擊下，1966年開局尚好，1967、1968年受到嚴重破壞，勉強完成指標。』

　　董志凱表示，『四五』延續『三五』的方針，借力於鄧小平1975年的各項整頓，勉強得以完成。『「五五」計劃在制定、修改和實施初期，在指導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標的老毛病。』董志凱說，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對『五五』計劃指標作了較大幅度調整，並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努力使國民經濟真正進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經驗告訴我們，要正視經濟體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計劃決策要以發展生產力為目標，要尊重科學決策的運行規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制定對策。』

　　轉折

　　轉折在『六五』更加關注人民福祉

　　『五五』之後，中國的五年計劃翻開了新的一頁。董志凱提高了音量，『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她認為，『六五』計劃與此前的幾個五年計劃有一個顯著的不同，是社會發展類指標顯著增加，佔39%。『六五』計劃的全稱隨之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對社會發展問題的關注成為此後制定各個五年計劃(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六五」之前，計劃幾乎都是圍繞經濟指標，在「六五」中加入了社會發展，就是制定了更全面的寬泛的計劃，從而更加關注人民福祉。』

　　董志凱認為，在編制方法上，隨著市場調節范圍越來越大和指導性計劃指標成為主體，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指標體系也趨於簡化。老百姓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也逐漸提高。在第十個五年計劃的編制過程中，還曾公開征求意見和建議。

　　『「七五」計劃是首次在新的五年計劃開局之際就編制完成的。還首次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這一總量指標以及三次產業的劃分與統計。』董志凱坦言，『七五』計劃在執行過程中並不順利，經受了1988年價格闖關、1989年政治風波以及西方制裁、東歐劇變等一系列考驗，通過治理整頓完成了主要計劃指標。

　　『「八五」計劃提前五年完成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九五」計劃首次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通過科技水平提高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十五」計劃的最大特點在於指令性計劃指標明顯減少，主要經濟社會指標都是預測性的，計劃內容主要是闡述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引導市場主體行為方向。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更多的是運用經濟杠杆、經濟政策和法律手段。這與之前實施的九個五年計劃不同。』在董志凱看來，在這個階段中，經營管理方式比較粗放，同時在降低消耗與能耗方面的目標上，都沒有完成。

　　展望

　　規劃帶來的內容之變

　　『十一五』規劃中，延續了50多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首次被『規劃』所取代。董志凱認為，這標志著中國在宏觀經濟運行方面，開始了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重大轉變，政府工作重點由制定指令性計劃，轉向提供戰略性、前瞻性的指導性規劃，由直接參與經濟發展，轉向提供公共物品、調控宏觀經濟。

　　董志凱表示，在『十二五』綱要中，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發展」的定義不僅是經濟數字、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增長，而是范圍更加寬泛。其中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政府規制方式等變化。經濟方式要向創新型、消費型的方式拉動經濟方式轉變。』

　　董志凱認為，在新中國歷史上有三次重大的經濟轉型，1956年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我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是『社會制度』的巨大轉型；1978年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過30多年的不懈探索，逐步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經濟體制』的巨大轉型。

　　『從「十二五」規劃起，中國將經歷第三次歷史性轉型，即經濟發展由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這是「發展方式」的巨大轉型。這次轉型超出經濟本身，而傳導並推動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在內的各個領域的轉型和重構，因而是一次全方位的社會發展模式昇級和變遷。這次轉型和前兩次轉型一樣，艱巨復雜，任重道遠。』

　　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點評人梁小民

　　經濟學家

　　『十二五』規劃，將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而縮小貧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等事關民生的議題無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將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點評人仲大軍

　　北京大軍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五』規劃的主線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前身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九五』計劃中提出的，『從「增長」到「發展」，除了字面改變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生產結構調整擴大到了需求結構、供給結構、生產要素等方面。不能僅僅是高投入，不惜環境等代價，這樣的經濟發展沒有長久性。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社會發展、人民生活、環保節能等方面已到了非轉不可的關鍵時期。』

　　-點評人劉煜輝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十一五』期間，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1.1萬美元，有一個中等收入陷阱，實例證明，很多國家沒有成功躍入發達國家俱樂部。』其中的原因是經濟結構出現問題，少數人佔有社會大部分的財富，導致收入分配結構擴大，內需無法被拉動，經濟成長不能進入可持續的軌道。『應該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真正做到強國富民，纔能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