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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和德國聯邦議院的公開信
我們是幾個在德國之聲中文部工作了多年的編輯。2010年年底,我們中的兩人工作合同被拒絕續約,因而離開了德國之聲;還有兩人因爲同樣的原因很快也得離開。另外還有一人是自由職業者,從2011年1月開始,德國之聲明顯減少了和他的合作。
起初,德國之聲把不續簽工作合同、解僱我們解釋爲預算削減,但是這個理由很快就被證明是編造的。後來,德國之聲又給出了其他種種理由。一些新招聘來的、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填補了我們離開所產生的空缺職位。
我們是2008年“中國論戰”遲來的犧牲品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圍繞德國之聲的涉華報道發生了所謂的“中國論戰”。其實我們被解聘並沒有絕對的必要,而是那次論戰的後續發酵,上面提到的5個人都是論戰遲來的犧牲品。
2008年夏天,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和主管們捲入了一場公開辯論。一些生活在德國的中國異見分子、“法輪功”分子、兩名自由記者和一個德國“作家團體”,以論戰的方式批評中文部的報道“親共”。
時任中文廣播部副主編張丹紅女士對這些批評做了迴應,卻使辯論演變成一場激烈的論戰。批評的人認爲,北京奧運會前,張丹紅在一些脫口秀和訪談節目中過於美化中國,並且有意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實際上,張丹紅只是引述了當時德國媒體《時代週刊》駐華記者的一些觀點。這種批評很快發展成一種對中文部全體華人員工的攻擊。德國之聲的管理層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臺長埃裏克•貝特爾曼先生不得不向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聯邦議院的專門委員會做出解釋。
德國之聲監督委員會仔細調查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並根據德國電視一臺著名專業人士烏爾裏希•維克特先生的獨立調查結果,正式駁斥了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批評。維克特先生通過閱讀中文部刊發的幾千篇報道得出結論,“無論是中文部還是張丹紅,都沒有像其他人批評的那樣,進行過有傾向性的報道。”
您肯定以爲,這場“中國論戰”的結果明顯對德國之聲有利,華人員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同。從此,德國之聲中文部在外人看來風平琅靜。但內部又怎麼可能相安無事呢?
那些人質疑中文部已被“紅色滲透”,要求對華人員工進行政審,甚至要查查員工的父母(!!!)是否是中共黨員。
那些人發表公開信,要求“德國之聲中文部與人權組織定期進行交流,一起討論廣播節目和網絡節目的重要策劃”;要求“德國之聲每年提交一份人權工作年度報告,出錢請一些由人權組織指定的專家和機構對此進行審覈。”
表面上德國之聲拒絕了上述要求。臺長貝特爾曼先生在內部通氣會上稱這些要求“莫名其妙”。2008年,貝特爾曼說過,“對員工進行政審,是斯塔西(原民德國家安全部)的檢查,就如同專制政權的觀察員呼吸時噴出濃濃的意識形態氣息,這恰恰不利於以價值爲導向的新聞工作。”
無條件滿足那些莫名其妙的要求
但實際上,德國之聲不僅滿足了批評者提出的各種奇怪要求,在內部對員工進行了審查,並且走得更遠。後來人們才逐漸發現,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所有編輯都受到懷疑,安插監督員、改組中文部領導層,各種措施一步步悄無聲息地進行着。
這場“中國論戰”前前後後的發展表明,德國之聲的領導層在做決策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自保,根本不考慮什麼記者的職業操守、德國之聲作爲公共電臺的宗旨和任務。
事件過程中,德國之聲上到臺長,下到部門領導(主要是亞洲部的項目經理和負責人)都抱着同一種想法,即:無論如何要讓那些批評者馬上完全滿意,以儘早結束這場論戰。實際上早在論戰初期針對張丹紅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強烈時,電臺的管理層就已經在敷衍推諉,並把張丹紅調離了原來的領導崗位。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息事寧人。
還有,德國之聲的領導層至今也沒有公開維克特的鑑定報告,而這份報告恰恰可以幫助那些飽受批評和壓力的華人員工洗清嫌疑。這份鑑定報告甚至在公司內部都沒有流傳過。原因是,領導層認爲這份鑑定報告不僅不會讓那些批評者滿意,而且還有可能使論戰再次升級。不公佈鑑定報告的原因只能有一個,就是要避免出現任何可能導致論戰激化的事件。
對那些受到批評的員工來說,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德國之聲的管理層用他們看來合法可行的方式平息了爭論,但是部分員工出於無奈陸續離開了德國之聲。
2008年年底,發生了一件與張丹紅有關的事情,不僅導致中文部管理層改組,還造成中文網和中文廣播部合井。在一次德國之聲中文網的內部採訪中,張丹紅試圖反駁一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對她的猛烈批評。這件事引起了德國之聲管理層的不滿,決定進行人事調整。
至今仍在擔任德國之聲亞洲部負責人的戈爾特•施羅德女士,當時代理中文部的領導職務。執行主編改由戴英(音)先生擔任。這兩人上臺後馬上按照異見人士的品味,對中文部進行意識形態清洗,調轉了涉華報道口徑,一切以突出政治與意識形擊和批評中國爲標準。由於戈爾特•施羅德不懂中文,所有報道的生殺大權完全落在了戴英和那位德國之聲的編外監督員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