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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謝德華 著 曹檳 孫豫寧 譯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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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業:
西方人怎麼也看不懂(2)
從公司層面上升到國家,我們一樣可以通過不同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聯想出一幅類似的圖景。發達國家已經擁有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技術和知識),因此在這些地方由新增投資帶來的回報相對來說會比較少;而大部分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由於資源匱乏,投資回報率會相對較高,就比如說,在一個基本上沒有實現機械化的農村工廠裏,即使是投入極少量的資金購買某件新式設備進行生產,我們也可以看到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巨大提升。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全世界擁有資源的人們——不論是資金還是才幹,都願意將自己的資源投到那些可以帶來最高收益的地方。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資金和人才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些資源的流動可以帶來積極且巨大的增長動能。資金和人才的流入有助於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也意味着生產出高價值、高差價的出口商品,從而帶來整體收入的提高和其他的進步。但是隻有發展中國家的各項資源比如資金、人才等,與發達國家等量齊觀,上述從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的流動纔會發生,至於要多久纔會實現,沒有人知道。儘管如此,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還是有望在整體上出現逐漸縮小的趨勢。
遺憾的是,正如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承認的那樣,現實總是不遂人願,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並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與之相反,在過去的150 年時間裏,富裕國家變得更加富裕,貧窮國家更加貧窮。富裕國家在整體上的增長速度往往超過了貧窮國家,貧窮國家一步一步越來越落後。
當然,收入差距的這種現實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反駁任何一種發展理論,畢竟收入分歧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有些學者認爲這是由於市場沒有完全開放造成的。但是也有學者認爲這是由於對開放市場的過度政治化和政府幹預造成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爲這是因爲政府對自由市場的監督和管理不夠充分導致的。這種解釋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顯得尤爲充分。除此以外,先不管政府做了什麼、沒做什麼,市場的正常運轉也同樣離不開適合的文化環境、互惠互利和相互信任的道德準則。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裏,我們對市場調節收入的預期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對某些關鍵條件產生了誤解。假如由於技術或其他原因,這個世界的現實不是邊際效應遞減,而是遞增呢?也就是說,在那些已經盈溢着各種資源的領域,額外的再投資有可能會帶來更高的回報,尤其是那些需要高額初期投入的產業,比如硅晶圓生產行業,對於這些產業來說,升級一臺已有的設備所得到的直接回報有可能比建立一個新工廠還要高得多。由於對技術的要求,一家大型鋼鐵廠的生產效率通常要比小型鋼鐵廠高。我們通常在衡量這些因素的時候會考慮到人力資本,儘管我們很少去思考其中的緣由。一個在波士頓行醫的醫生通常比一個在哈拉雷行醫的醫生收入要高很多,就算津巴布韋比美國新英格蘭州更需要醫生。在一個邊際效應遞增的環境裏,如果還讓市場自由發展,那麼參與者爲了追求最高的利益,往往會把資源由稀缺的地方向富足的地方轉移,貧富差距擴大就成了市場造成的再正常不過的結果。的確,貧窮國家若是在這種環境中尋求發展,只能通過出臺限制甚至破壞市場力量的政策措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