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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啟雯
當下的『中國』,幾乎已是異域學者們各種新理論的『試驗場』,他們用林林總總的視角和五花八門的理論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現代思想的興起、現代世界中的中國處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認為,這種現象『很時髦很吸引人』,不過,這些異域學者們有時候只是在抽象理論上進行邏輯演繹,既與歷史環境無關,又缺乏史料支持,即『如果只是用一種常識來反對另外一種常識,那我們還將陷在迷信的霧霾裡發呆,失去反省和自省的好時機』。
於是,葛兆光在他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中以一個中國學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乍看,全書內容粗蕪雜亂,但細細讀完,還是可以看到其中蘊含的一條主線。具體來說,這本書關注和研究的核心問題存在三個方面不絕於耳的爭論:一,古代中國究竟是個『帝國』,還是不斷變化的『民族—文明—共同體』,或者是個邊界清楚、認同明確、傳統一貫的『民族國家』?二,歷史研究要不要拋開這個針對『中國』的國別史,重新尋找一個『歷史世界』?三,『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新理論,是否過度小看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歷史延續性和文化同一性?這些爭論,各有特點,耐人尋味,對反思『中國學』頗有現實意義。
葛教授研究和關注中國的歷史論述,潛臺詞卻是『現實中國』。眾所周知,18世紀之前,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各領域也一直是周邊諸國競相追逐和模仿的對象。與中國距離較近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趨,派遣學者來華學習中國文化更是從未間斷過,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區』。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朝貢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了中國與周邊諸國復雜的國際關系,這些國家的國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復雜而曖昧。
其實,一個人群,不論其以文化定義自身,還是以地理疆界區別於他者,總是要為自我存在的意義(合法性)尋找基礎。對一個人群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問題更大更緊迫。葛教授也把這種『緊迫』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並提出中國人『自我認識』的三階段論:一個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時代,當時由於中國的周邊沒有更強大的文明,中國人總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大,居於天下的中央,於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觀念和政治上的『朝貢』體制。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閉的一面。在漫長的傳統時代,中國人的自我認識是自視為『華夏』(『夏』字帶有『雅』的意思),而周圍都是『蠻夷』。
直至晚明以後,尤其到了晚清,這種『認識』纔被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打破。之後,中國人進入了認識世界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以一個整體的西方作為中國自我認識的鏡子,中西文化的比較也應運而生。可是,我們也總在懷疑,西方是不是中國唯一的鏡子呢?它跟我們的比較,是否就能令我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似乎並不完全如此。所以,我們希望進入第三個階段,『從多面鏡子來認識中國』。也許,當下正是一個需要『多面鏡』的時代———由於中國自身的存在,在與世界的互動中,整個世界格局將被重新定義,中國也將因此重新定義自己,這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都不無裨益。
葛兆光從歷史、文化和政治三個向度出發,提出了在『中國』研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三個要點:首先,從歷史意義上說,『中國』是移動的,不僅各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不斷變化。其次,從文化意義上說,中國是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這也是『中國』作為『國家』的存在基礎。尤其在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文化相對清晰和穩定,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後,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過分強調『解構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是不合理的。再次,從政治意義上說,『中國』不是特指某個『王朝』,也不是單指某一家『政府』。一些政治認同常常會影響到文化認同,甚至抹殺歷史認同,進而給准確的自我認同造成麻煩。因此,葛教授強調:在『交錯的歷史』中,把『亞洲』作為背景,『從周邊看中國』,能促成一種超越國家的歷史研究,使我們重新認知一個『歷史的中國』、『文化的中國』和『政治的中國』。這三個向度,不僅全面、系統、深刻,而且頗有新意。
潘啟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