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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資料片)
本報記者劉彥朋
『13歲男孩獨自說服家人,捐出母親的9項器官。』8月初,當這則消息在互聯網上被瘋傳時,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的名字。
個頭不高、膚色黝黑、每天背著一個重約10公斤的雙肩包,裡面全是捐獻者和有捐獻意向人的資料……
這個來自山東商河縣的40歲單身母親,已經在深圳做了十年器官捐獻協調志願者。一直在深圳從吃穿住用行上接濟她的妹妹說:『姐姐天生就是社會的人,她從沒有屬於家庭。』
十年裡,高敏遭遇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在這個器官捐獻體制尚不順暢、捐獻法制尚需健全、捐獻觀念尚未普及的社會裡,在高敏接觸的每一例器官、遺體捐獻背後,都難以用酸甜苦辣這些簡單的詞語來形容。
14年前,高敏離開老家山東商河縣,只身來到深圳,在妹妹家幫著看孩子。而她自己3歲的兒子,則被留在了老家。
原本只是短暫的幫忙,可高敏沒想到,她卻因為各種意外留在了深圳。這14年裡,她從做『保姆』、業餘時間偷偷獻血到做志願者、義務講解員,最後變成自己原本一無所知的『器官捐獻協調員』。
2001年,第一次接觸器官捐獻的高敏發現,原來這個社會並不比她這個高中畢業生對器官捐獻多了解多少。
『別說跟我一樣的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級甲等醫院的醫生都拐不過彎來。』高敏說,有一次,她對深圳一家三甲醫院的院長說,能不能在他那裡放一個器官捐獻的宣傳牌。院長嚇得連連擺手:『不行不行!現在要是把眼角膜捐獻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輩子生出來,肯定也會是個瞎子。』
如果說捐獻者不理解,高敏會苦口婆心地去勸說,可是如果連醫院也不理解,她能怎麼辦呢?
『在國外,人員出了事故,屬於病危無法救治的,警方只要查明他之前簽署過捐獻器官或遺體的協議,就可以直接通知評估和搶救團隊的醫生,然後再由警察通知家屬,進行摘除手術。比如在美國,有50家專門的團隊負責捐獻者的器官摘除手術,他們都有直昇機,因為一旦心跳停止,血液不流動了,很多器官很快就沒了生命體征。』
而高敏接觸到的,有時候是家屬同意,也簽了協議書,專家團隊也到了,醫院卻不敢提供手術室。
『2009年2月11日,在中山市一家醫院,一位叫郭光明(音)的患者要捐獻多個器官,當時醫生很配合,家屬也很好,所有的情況都沒問題。』
到了第二天,正准備把患者推進醫院的無菌手術室進行摘除手術。這家醫院的醫務科科長突然找到高敏說,『你怎麼能證明家屬說的話是真的,保證不反悔?如果捐獻完,你們把器官取走了,家屬以後來找我們怎麼辦?』
高敏急忙跟院方保證說,家屬填寫了志願書,肯定不會反悔。可那個科長還是怕家屬以後會找醫院。科長最後說:『隨便你們怎麼說,我們醫院肯定不會提供手術室,我看哪個護士敢放你們進去!』
最終,高敏只能又聯系了中山市人民醫院。『把患者拉過去進行摘除手術,另外一名已經就位等待移植的受益者,也不得不臨時再轉到中山人民醫院,捐獻者和受益者都轉移完,已經是夜裡11點多,前後耽誤了十多個小時,萬一出意外,這可是又一條人命啊。』
『做器官摘除,一分鍾都耽誤不起』
跟高敏接觸時,最顯眼的就是她瘦弱的雙肩上,永遠背著一個大雙肩背包,拎一下,足足有十公斤沈。
裡面裝著滿滿當當的資料,有捐獻者的資料,有捐獻意向人的資料,有高敏自己的各種證件……這些,都是高敏拿經驗、血汗和教訓換來的。
2009年,深圳一個20歲的小伙子因為被爹媽說了幾句,喝了農藥,一直沒搶救過來。到第六天晚上,家屬找到高敏,提出想捐獻器官。
高敏趕緊趕過去,醫院先是檢查她的身份證、志願者證,但志願者證上沒有照片,醫院說這些沒法證明高敏的身份,最後還是從網上查到高敏是深圳市十大傑出青年,他們纔相信了。
『我是為深圳市紅十字會工作,但我不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這就處在一個特別尷尬的境地。我是器官捐獻協調員,為紅十字會乾活,卻不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這樣的弊端是:我沒有合法的身份,人家開始不信任我;但也有好處:我是志願者,與器官捐獻沒有利益紛爭,他們又相信我。』
而深圳這名小伙子的父母也是前前後後猶豫了兩個多小時,纔決定捐獻器官。
家屬填了資料簽了字,孩子已經沒了呼吸,器官捐不成了,只能捐眼角膜和遺體。高敏又回到辦公室拿資料,重新簽署。等醫生取完角膜,送到太平間,工作人員准備登記時,一聽說是喝農藥死的,屬於意外死亡,必須報警,由公安機關證明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
高敏一時蒙了,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太平間的工作人員就主動報警了。結果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調查發現,人死在福田區的一家醫院,是他們的管轄范圍。但其居住地是在另外一個轄區,屬於羅湖區公安局管轄。
『這一下又涉及兩個區的公安機關,先是兩個區分局聯系,然後再讓兩區的派出所聯系,這時候家屬徹底忍不住了,一甩手就走了,他們覺得做點好事真難,一攤子事都交給我辦。』高敏苦笑著說。
最終,太平間又讓把遺體送到殯儀館,但當時找不到車,高敏說,後來是一位志願者用私家車把遺體送了過去,這時已是第二天凌晨1點。
讓高敏忘不了的還有深圳一對老夫妻,老兩口退休後移民去了美國,刷了十年盤子,也拿到了綠卡。但他們又回到了深圳,覺得還是祖國好,不想再回去了。可在深圳,他們的戶籍已經沒了,兩人無處落腳。就這麼過了兩年,他們想回美國也回不去了。於是,他們就在自己的國家,成了『黑戶』。
後來,老太太患了腦瘤,一直跟高敏聯系,想捐獻遺體。『但因為她沒有戶籍,兩個孩子也都在國外,到殯儀館都沒法火化。他們就把在美國的綠卡和移民時的手續交給我保管,我現在就隨身背在包裡,一聽到不幸的消息,立即趕到他家去。』
『這也是我為什麼整天背著這個10公斤的背包,整天穿著登山鞋或運動鞋的原因。這樣可以隨時接到患者家屬電話,我就能立即趕過去。咱們國家是以沒有心跳、呼吸停止為死亡的判斷標准,這就要求在他停止呼吸的最短時間內,為其進行器官摘除,有時候一分鍾都耽誤不起。』說這話時高敏顯得有些無奈。
他不知道,媽媽其實是這個城市的驕傲
在高敏的相機裡,存著所有通過她捐獻或即將通過她捐獻的捐獻者的照片。『這個18歲的孩子,是壯族人,到河裡去游泳,卻再也沒上來。他父親連普通話都不會說,最終覺得既然兒子這麼喜歡深圳,就把兒子遺體留在了深圳,捐獻給我們。』
『每天就是跟這些人打交道,好在妹妹理解我,她說你想做志願者就做吧,你不是屬於咱們家裡的人,你是屬於這個社會的。』
有一年,深圳市搞了一場給外來建設者送機票回家過年的活動,也給了高敏一張,但高敏沒有回去。在高敏經常去的獻血站旁邊的天橋上,有個乞丐叫住她問:『大姐,不是給你機票了嗎?你怎麼還沒回去啊?』
高敏很吃驚地看著眼前這個陌生人。這個陌生的乞丐對她說:『大姐,我叫你哪,放心,我跟誰要錢,也不跟你要錢,我在電視上見過你啥情況。』
聽到這話,高敏說自己『心裡特別熱乎』。
『魚翅燕窩,是一頓飯,粗茶淡飯,也同樣是一頓飯,有時候忙起來一天不吃飯。有時候上公交車,司機都不跟我要票。』高敏說,正是通過做器官捐獻協調員,她在這個原本陌生而發達的城市,反而找到了她一直追求的無價財富和親情。
這幾天正趕上深圳舉辦大運會,高敏17歲的兒子被她從老家商河縣接到深圳,成為大運會的一名志願者。
兒子一直以為,媽媽是這個發達城市一個沒有工資的最底層人員,他卻不知道,其實媽媽是這個城市的驕傲———根據統計,截至捐獻者殷小利,深圳市共有眼角膜捐獻455例,器官捐獻59例,遺體捐獻38例,其中僅遺體一項經高敏協調成功的就達36例。
小丁接著問:『那你每天看見這麼多生死離別,怎麼能夠做到坦然?』
『我也做不到剛碰上難過的事情,很快就能放得下。有時候我也想來想去想不通,晚上睡不著覺,我就去血站,在獻血現場跟大家大聲說笑,看見這麼多人因為我的解釋,他們願意獻血,願意幫助別人,一些放不下的難過的事,慢慢就想開了,你現在做不到坦然,這很正常,只是需要時間,需要你把這些憋在心裡的話倒出來。』高敏回答。
『我不後悔捐獻,我只是想念媽媽。』小丁喃喃地說。
『他理解我說的國際慣例,如果器官受益人簽署了私密協議,不想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給捐獻人家屬,醫院和紅十字會就必須遵守他的意願。但我看得出來,小丁還是從心底想知道,媽媽的生命到底在誰的身上得到了延續。』高敏說。
8月18日中午,正要吃午飯,一直喜歡奧數,夢想著成為數學家、物理學家的小丁,突然問叔叔和高敏:『我將來當醫生,是不是可以更直接地幫助到更多的人?』
後記:
丁思成自己並不知道,8月3日,就在媽媽器官捐獻的當晚,殷小利的肝髒已經移植給一名48歲的廣東籍男性肝癌患者。手術從當晚10時多持續到次日凌晨4時,手術情況良好。
另外兩個腎髒分別移植給了一名29歲女性患者和一名55歲男性患者,這兩人都是尿毒癥合並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
由於眼角膜可保存時間比肝腎更長,所以目前還暫放在中山醫院眼科中心,等待移植到合適的患者身上。此外,留在深圳的四塊半月板在適當的溫度下可保存3個月,屆時也將移植到合適的人身上。
殷小利的器官,將最終幫助9個人重新獲得希望。
?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傳器官捐獻。(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