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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年輕人,惆悵是難免的,迷茫是難免的,彷徨也是難免的,但一定不要讓他們這樣的時間太長。
陳中華,大眾日報高級記者,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山東作協全委會委員,業餘以小說寫作為主。
1974年高中畢業時,還沒有恢復高考,大學生必須從工農兵裡選拔,企業不招工,乾個體屬違法,想插隊也找不著門插,只能呆在家裡。那是我最彷徨的一段時光。
因無所事事,我與另三位要好的男同學每晚聚在一起,在城市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逛蕩,常常是走到一十字路口就不知該往哪兒拐了,遂以抽簽方式決定拐的方向。
父母仍操心在單位,那天,我與鄰居孩子在外玩賭彈玻璃球,誤了母親安排的熬稀飯,母親到家發了火,操起笤帚打我。母親手很輕,我業已習慣她這種雷聲大雨點稀的發火,不僅不怕,反逗她玩:欺她有裹腳史,跑不快,便始終距她前面一步遠逃著,讓她既打不著,又每每瞎使勁揮胳膊。母親追得氣喘吁吁,罷了手說:『看我不回頭告訴你爸爸讓他打你。』
父親打孩子常常事先一點征兆沒有,突然就打,又多是打耳光,我甚害怕。母親這一說,我是真煩了,煩透了,即甩了臉,奪過她手中笤帚狠狠地扔到房頂。
真是越想越煩,我突然冒出一念頭:跑吧!向爸爸抗議!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叛逆。怎麼跑?學鐵道游擊隊———攀火車。棗莊城區距津浦線薛城站65裡,各地火車皆由那經過,而棗薛鐵路主要是運煤。我沿棗薛鐵路向西跑,一氣跑到薛城站內,准備去南京。為何去南京?因父親早時曾在南京上學,我對它有種莫名的向往情結。那晚,我順利地作為一逃票者上了津浦快車,翌晨抵達南京。
首先去了中山陵。攀至一高點俯視,但見遠處江水朦朧,近處松濤洶湧,又緊挨偉人,立時豪情高漲。此前,我已對文學生出強烈愛好,常習撰『散文』。但『文革』中因文遭禍者多,父親心生恐懼,不許兒子從文,見我偷寫東西一律撕碎或燒掉。而此時,我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很自信將來定成一偉大作家!啥樣叫偉大的作家?心裡很模糊,因當時並不知世界上都有什麼作家。
從中山陵下來就去逛著名的中山路。身上有兩塊錢,是媽媽讓我買家用食品的,未來得及買。已過午,已三頓飯未吃,實在太餓,買了碗面條吃了。餘錢去書店買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叫《五七乾校散文集》。至此,對父母的憤情已失,擔心他們掛念,便發了電報:『我已到南京。』後來方知,父母為我第一次夜不歸宿,幾乎尋遍我所有同學,並發動多個同學幫忙找我。
想逛玄武湖,不想被門口擺象棋殘局攤的誘住了,牌上寫:打擂者勝勝兩毛,輸輸一毛。我很自信自己的象棋水平,自然不放過機會,想贏上幾毛錢買飯吃。不想,下兩局都輸了,身上還剩一毛二,一碗面條也買不了了,也不敢再賭了。
晚間想混入南京站攀車回薛城,不想候車室一警察特別留意我,怎麼混,都因沒票混不進去。我只好放棄原想法,決定去南京北最近的小站攀車。
那小站叫林場,但到那兒須穿過南京長江大橋。當時,大橋戒備很嚴,早5點前不得通汽車和行人。我在橋頭一直候到早5點,10月的微寒風讓我瑟瑟發抖。5點後,我跑過南京長江大橋,抵達林場站,後逢一北去客車攀上車。
在車廂值得一提的是,一農村婦女挎著一籃雞蛋,逃票乘車去外地銷賣。那年代對商販管得尤其緊,她被列車員查出。至今,那婦女賴躺在車廂地板上、死死拉住一座位鐵環不肯下車的景象仍清晰閃現在我眼前。同樣作為一逃票者,我一直恐懼不安地看新買的書,表面一副鎮定狀。那列車員?我幾次,最終還是沒查我。如今想想,那時的人與現在的人區別很大的一點是:逃票的少,壞人少,被懷疑的人少,懷疑陌生人是壞人的人也少。我因此順利逃票回到了薛城。
已是午夜,近三天只吃了一碗面條,65裡路實在無力氣再走回。我就緊盯住站上的運煤車。注意到站臺上一提著信號燈的人走近一運煤空車,我意識到此車即將發車,便攀上了。車不久啟動,駛到距我家十多裡遠一煤礦停下……
從那以後,記憶中,父親(已英年早逝)基本上沒再打過我。寫到這裡,我已滿面淚水……
回首往事,反思當今,為何眼下孩子一輩———與我們當初相比———『叛逆』者多?甚至犯罪的多了?若細研究,本人以為,主要是這些孩子內心陷入了我當初那種感到無出路的惆悵、迷茫和彷徨之中。作為年輕人,惆悵是難免的,迷茫是難免的,彷徨也是難免的,但一定不要讓他們這樣的時間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