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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臺大學圖書館在二樓和三樓設立了考研包廂對外出租,每個包廂內有一張書桌和一條凳子,學生需每月繳納60元錢才能使用。該校館方解釋爲,收費是爲了支付電費、管理費和清潔衛生費。此事經由媒體曝光,引來一片質疑聲。或是迫於輿論壓力,煙臺大學於9月17日宣佈,取消對考研包廂的收費,並清退已收費用,包廂對所有學生免費開放。
雖緊急叫停,但是大學的收費衝動,在這一事件上已經徹底表露。學生已然交納了足額學費,那麼就有權免費享用包括學校圖書館在內的任何公共資源。
隨着高校招生規模持續擴大,大學校園內的公共資源早已捉襟見肘,學生應該享有的教育資源已經大幅縮水。學費標準不降低,提供的教育服務卻縮水,大學本該理屈詞窮,不去致力於擴大教育資源規模,反而在有限的教育資源上行“洛陽紙貴”之事,顯然沒有教育服務不充分的愧疚感。理虧而不知改進,反而錯上加錯。
與之相對應的是,杭州市圖書館從2003年起開始實行對所有讀者免費開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面對一些市民讀者的不滿,杭州圖書館館長櫧樹青迴應:“我無權拒絕他們入內讀書,但您有權選擇離開。”
圖書館不只是一個社會的文明標尺,更是一所大學的文化地標,是以,即便賦予其文明、公平等等再多的外延要義,都不爲過。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曾經說:“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所以,圖書館的價值取向,應該是大至一個社會,小至一所大學的精神圖騰。
只可惜,在這種精神表徵的比較中,大學輸給了社會。大學淪落至今,很多時候已經很難擎起引領社會人文的大旗,這本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是,當大學的收費衝動先於社會自我放逐,就只能說大學在無底線淪落。所以,雖然叫停了包廂收費,但大學無所顧忌的收費衝動仍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