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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底，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被提請審議，明確規定城管的執法范圍、執法程序、執法手段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一部地方性法規引發討論熱潮，在於它切中了一個全國性的問題：長期以來，城管執法因定位不清、職能寬泛，執法隨意、執法擾民等現象屢見不鮮，城市管理與執法相關制度存在明顯缺失。

　　深圳此次“先行先試”，將給我國城市管理、城管執法以及社會管理創新等方面帶來什麼？

　　21項職能削為11項

　　“瘦身”城管回歸本位

　　《條例》最大的亮點，就是明確了11項城管執法范圍：城市管理方面的執法事項，道路、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禽畜屠宰、燃氣、文化市場、安全生產、戶外廣告、教育、校外午托機構管理等方面部分執法事項。

　　“而在此之前，我們執法范圍有21項。”深圳城市管理局蔡舒川科長介紹，在深圳2009年推行“大部制”改革之前，城管執法范圍最高峰時達到了586個子項。“老實說，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項。”曾經是基層執法隊一員的他坦承，小馬拉大車，不堪重負，必然帶來執法的隨意性。

　　管，則衝突四起；不管，則亂象叢生。這是城管普遍面臨的困境。“真的很難。”深圳城市管理局法制處調研員張國宏說，除了承載的職能過多，還有就是缺乏全國性的管理機制與立法，以及執法手段的不足等。

　　為此，《條例》確定了兩條“瘦身”原則，以圖回歸城市管理本位：一、納入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事項應當與城市管理密切相關；二、必須屬於易於判斷、不需要專業設備和技術檢測手段即可定性的事項。其餘的則都進行劃轉。

　　針對目前綜合執法實踐中遇到的案件移送不順暢，有關部門在執法配合方面力度不夠，甚至拖延推諉現象，《條例》完善了案件移送和通報、管理信息共享等七項制度。針對綜合執法中經常遇到當事人的抗拒執法、阻撓執法，《條例》賦予了綜合執法部門一定的執法手段，主要是查封和扣押物品等強制措施。

　　“總之，這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關於城管的條例，是一種進步。”深圳市城市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胡振華表示，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試驗田”，這種勇於實踐與探索的勇氣，值得肯定。

　　辱罵毆打當事人將追責

　　將城管改革實踐法定化

　　許多媒體高度肯定了深圳此次《條例》的意義，認為“意味著深圳在全國率先結束城管‘借法執法’的歷史”。對此，張國宏並不十分認同。

　　“城管執法一直都是有法可依的，主要是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強制法。”他說，“所謂的‘借法執法’，我猜可能是指在處罰時引用了相關實體法。”

　　城管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必然會涉及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比如處理環境整飭問題，要引用環境法，處理衛生問題，可能要借用衛生條例等。“如果這算‘借法執法’的話，那麼新《條例》也就談不上結束‘借法執法’的歷史。”張國宏這樣解讀。

　　針對城管廣為詬病的“暴力執法”，《條例》也作出了相關規定，比如“辱罵、威脅、毆打當事人或者違法損毀當事人物品的”，將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行政責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執法規范了，自然就文明了。”張國宏說，《條例》的一些措施，並非創新，“其實平時我們都是這樣做的，只是這一次試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條例》可以看作是這些年深圳城管改革實踐的一種總結，一種法定化。

　　執法衝突逐年增多

　　城市管理須綜合治理

　　“十幾個大蓋帽，圍著一頂小草帽”、“管理就是收費、執法就是執罰”、“出事了就說是‘臨時工’”……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管”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詞語。

　　“我們其實是站在人民內部不同群體利益矛盾衝突的最前沿。”深圳市城管局法制處處長王一華表示，城市要發展，秩序要維護，就離不開城市管理，“大家都同情流動攤販，我們也同情。但是，如果燒烤攤天天擺在你家門口，或者妨礙你的生活和出行，又該作何感想呢？”

　　“深圳執法衝突現象在逐年增多。”王一華說，主要是因為執法手段有限。在他看來，流動攤販等問題很難根除，因為有社會需求，需要社會發展以及綜合治理，纔能得到根本解決。

　　“必須跳出城管看城管。”胡振華說，作為城市化進程中的產物，城管與小販矛盾的產生和化解都不全在城管部門本身，而在城市管理者還沒有做好管理城市的准備、或者不具備城市管理能力的時候，處於矛盾下游的城管部門為此“背了黑鍋”。

　　“因此城市管理的‘關口’必須前移。”胡振華說，還是應該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健全的社會保障，更科學布局城市發展，更穩妥處理城市發展速度等。“如果大家都有好的工作和福利待遇，誰願意風餐露宿去擺地攤呢？”只有把城市化進程中的種種矛盾化解在上游，城管執法纔有可能最終走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