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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3歲時患上小兒麻痹,這個39歲的男子挺着身子也只比最小的學前班孩子高出半頭,講課時必須爬上一張長椅才能夠到黑板。但孩子們卻用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好詞彙形容他:“最聰明”、“最勇敢”、“最棒的”。
由於3歲時患上小兒麻痹,郭省的雙腿長年蜷縮着,用他自己的話說,“正面看像X,側面看像S”。1992年春天,初中畢業的郭省成爲一名鄉村代課教師,20年來,爲了轉正,他進縣城找過很多次領導,但每次的結果都是“轉正的可能性非常渺小”。然而,只要郭省的柺杖咚咚地杵進教室,他身上的頹喪很快就被孩子們的笑聲一掃而光。
這個39歲的男子挺着身子,也只比學校裏最小的學前班孩子高出半頭,講課時必須爬上一張長椅才能夠到黑板。但孩子們卻用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好詞彙,形容外人眼中這個微不足道的代課教師:“最聰明”、“最勇敢”、“最棒的”。
“和孩子們在一起,這一天太陽都走得特別快。”郭省笑着說。
郭省現在代課的宋家莊鎮中心校大寧小學,地處偏遠,距離蔚縣縣城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三年前,他坐着三輪車來到這裏,成爲這個山溝裏唯一的老師。
像每個普通的清晨那樣,郭省拉開抽屜,拿出一隻銀色的哨子吹了一下,聲音不大,但足以穿透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他爬上黑板前的那張長椅,在這個高度,他可以看清楚自己的11個學生了。
20年前,郭省第一次以代課教師的身份站上講臺,是在他的家鄉西水泉,一個尚未通自來水的村子。那時,村小唯一的老師要離開學校,村裏的“文化人”郭省就此成爲接替他的人。但當坐在臺下的孩子透過講臺,只能看見郭省的眼鏡時,他們忍不住一陣鬨笑。
家長們也不買他的賬。“他一個殘廢,會幹什麼”。班裏的大男孩處處和他作對,一次上課,他從蹬着的椅子上摔了下來,臺下的孩子笑得開心極了。
爲了證明自己,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備課,並向同樣是老師的父親請教複式班的教學方法。那年期末考試,他帶的西水泉村小平均成績,比往年高了3分。曾經冷淡的家長開始主動找他談孩子的學習了,他們還爲他做了個特殊的講臺——只有牀那麼高,兩邊各有三級臺階。
學生們也逐漸接受了這位在身高上比他們更像孩子的老師。他從來不兇他們,還能和他們一起坐在臺階上下棋。他們記住了這位老師最喜歡吃莜麪擦饃饃,最愛說的話是“好好學習”。當郭省再次從椅子上跌下來時,有人跑上去扶他,這一次,沒有人再笑了。
20年來,郭省的工資從45元漲到了540元,輾轉去過四所村小代課,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他不到1.2米的身高以及雙臂下的兩根柺杖。他同時教授語文、數學、英語、音樂、美術、科學、品德和體育……一個小學所能擁有的全部課程。
他不識五線譜,也沒有音樂細胞,只能花8元錢買一張兒童音樂CD,放在別人捐贈的DVD機裏,給學生欣賞。他沒法和孩子們一起上體育課,就讓曾經教過的大孩子從鎮裏小學學廣播體操,教給體育課代表。有時,他幫孩子們搖大繩,這是他唯一可以駕馭的體育運動。
鎮裏孩子們有的,只要可能,郭省也不想讓自己的學生落下。於是,這所只有11個學生的學校,有了升旗手、護旗手、體育委員、學習委員、紀律委員、音樂委員……腿腳不利索的他,還帶着學生們去村邊的小溪“秋遊”。這場沒有大巴車、沒有零食,不花錢的短途旅行,對於郭省來說卻是一次長途跋涉,他走了一個小時纔到達目的地。孩子們一邊埋怨他走得“太慢”,一邊和他聊着天。還有人從樹林裏鑽出來,脫下上衣裝了滿滿一兜蘑菇,作爲教師節的禮物送給他。
“跟孩子們在一起,他們就是我的雙腿、雙手。”郭省說。
生活中,他也向往愛情。他曾和一個從沒見過面的女孩通信三年,兩人之間有說不完的話,每次都是厚厚一沓信紙,總得往信封上多貼一張郵票才行。但每月工資90元的郭省最終放棄了這段感情,“我連給她買雙靴子都買不起”。
這個自稱“沒有資格動心”的老師,認爲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時,內心才最安寧。
然而,從1999年開始,這種安寧被打破了。清退代課教師的傳聞開始在山村裏傳播開來。在他身邊,已經有幾位老師陸續離開。一位常年掙90元的代課教師,走下講臺,去山上放羊了。
郭省害怕了,他拄着拐找到縣政府,可一連三天,門衛都告訴他:“領導在外面開會,不在。”他沒錢再住旅店,只好走了。回到山村,村小也快辦不下去了。這時,西水泉村只剩下3個適齡學生,郭省只能帶着他們併入岔道村村小。
他最初教出的那批學生,大多已經工作,離開了家。曾在他課堂上對着幹的男孩,只要在縣城裏碰到他就往他手裏塞煙,“都是4塊錢以上的好煙”。還有個外出打工的男孩回家後,買了雞骨頭和豆腐,硬拉他到家裏吃飯。男孩開了一瓶啤酒,給從不喝酒的郭省倒了一杯,表示感謝。
這些溫情讓郭省在等待中找到了一絲屬於老師的尊嚴與慰藉。
(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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