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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誠和《南明史》,一個冷門的人,一本冷門的書。
對於普通大衆而言,顧誠先生的嚴謹太過遙遠,而對南明十餘年傷心史的瞭解多停留於道聽途說。近日,《南明史》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再版,而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改變。
且不說豆瓣上熱烈的討論,在我們生活的城市中也有了他的擁躉。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學界用這句話來評價這位已故8年的老先生。今天的學術界,甘做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的精神已經所剩無幾了;而在學術界之外,這也是我們在浮躁的當下所需要呼喚的精神。
就歷史本身而言,短暫的南明因其波瀾起伏而創造了3000年未有的奇絕,顧誠對它的展現又與過往有些不同,這背後,是他執着的探尋與考據。用心讀過《南明史》的人,都不免驚歎於它的厚重與豐富,其中爬梳的資料,許多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而它們卻是顧先生一個字一個字從圖書館中抄出來的。
因而,這次我們執意要展現這個對普通大衆來說顯得冷門的人和這本書,所幸,周遭雖然浮躁,卻仍不乏用心讀它的人。
本報記者王湛
“騎自行車去圖書館,冬天是最困難的,有時頂風而行實在費勁,嚴寒甚至會凍得手指麻木。這種工作方式確實有點辛苦,但在圖書館中一坐,好書在手,樂在其中,回家後檢閱收穫,每有意外之喜。”在新版《南明史》的自序中,顧誠這樣寫道。
這篇自序,叫《我與明史》,是顧誠的夫人何龍素在2003年6月先生去世後整理舊文時偶得。
“這是一篇寫作目的不明、寫作時間不詳的學術自傳,一萬字出頭,僅從標題上看,顧先生相對於‘明史’顧盼自雄的氣勢躍然紙上,雖然他只是個乾瘦的南方小老頭兒,雖然或許他本意並非‘躍然紙上’。”再版《南明史》的光明日報出版社總編孫獻濤說。
孫獻濤,恰巧也是顧誠的弟子。再版《南明史》前,他與同門大師兄陳寶良教授商量,決定把《我與明史》作爲代序放進新版之中。
用特製稿紙抄書
“他偶爾談起年輕時的事,比較零散。”何龍素和顧誠結婚時,顧誠已經40多歲了,“顧誠是南昌人,生於1934年,那時有文化的人不多,顧家是書香門第,明代似乎有人做過高官,他的父親是校長。1957年9月,他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他喜歡師範院校,他說毛澤東也是師範畢業的。”
何龍素說,從1971年冬天起,顧誠開始偷偷摸摸做學問,“他後來慶幸說,自己比別人多爭取了5年的時間,否則不可能這麼快就寫出《南明史》。”
這多出來的5年時間,顧誠要感謝歷史系資料室管理員馬國靖,“‘文革’時,學校資料都被封了,我私下找着她,請代幫忙借些書看,她毫不推辭地答應了。”
顧誠在《我與明史》中說,這種祕密活動如果被發現,馬先生是要吃大虧的,幸好每借一次書總得隔相當一段時間,持續的時間雖長,從未被人撞見過。
何龍素回憶說,“文革”後,各圖書館開放,顧誠去圖書館,有時只是帶一個饅頭,中午靠它果腹。
顧誠的用功,實在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時看書很難,也沒有複印機,所有資料只能手抄,顧誠不用卡片,因爲卡片寫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紙抄。後來他嫌普通稿紙不方便,就聯繫印廠專門印了一種稿紙,至今家裏還剩不少。”何龍素說。
有幾年暑假,何龍素都和顧誠在南京度過,“因爲他五哥在南京當幹部,給他聯繫了一家圖書館,他就去那裏抄資料。”
整天埋頭讀書、抄書,顧誠最大的樂趣就是學術,有了新發現,他就給最好的朋友打電話。“顧誠原來學俄語,後來自學了英語。他喜歡學問,但做學問的條件太差了,如果有今天的條件,他會做出更多貢獻。寫完《南明史》後,他準備再寫一部書,但後來得了重病,無法實現。”
和顧誠談戀愛時,身邊人都問何龍素,這麼個老學究,性格上怎麼合得來?“一接觸,就會發現他是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電視裏有我愛看的節目,如果我不在家,他就會錄下來,他最討厭看歷史劇,說都是胡編亂造。”
而顧誠唯有的遺憾大概也只是對家人,在病倒前,他曾對朋友說:希望家人能過得好一些,能有個大房子,可惜自己沒有做到。
不爲考據而考據
陳寶良還記得第一天上顧誠老師課的情形——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裝,扣上風紀扣,戴一副深色寬邊眼鏡,手提一個黑色人造革包。
“這是他典型的上課打扮,幾十年如此。仔細算來,當時他年近半百,卻因長期的失眠,樣貌已呈一個矮小的老頭之像,面容清瘦,卻又矍鑠,兩眼炯炯有神。”
1983年的下半年,顧誠開設“明末農民戰爭史”選修課。“當時系中老師、學長盛傳,先師教學,近乎苛嚴,選修其課者,得一良好成績已屬不易,稍有不慎,即有淪爲不及格的慘境,得一優秀,更是奢望。”而陳寶良卻年少無畏,更多的還是好奇,毅然決定選修此課。
陳寶良說,顧誠招收弟子,以“讀書種子”爲標準,若是言談中稍露混文憑並藉此作爲敲門磚者,一概拒之門外。
“老師所研究的問題,均是教學上無法避開的重大問題,儘管多有新見,卻不喜與人爭論,寫與人商榷的文章。”而顧誠私下經常對他的弟子們說,“新見問世之後,自然會引起爭論。這是好事,一切留待後世的檢驗,不必嘖嘖煩言,替自己辯解。”
好友王春瑜將顧誠稱爲學術“苦行僧”。“京中的幾家大圖書館,都留下他的足跡,而北圖(今國家圖書館)的善本部、方誌部,更是他常常光顧之所在。”他回憶起好友顧誠,不禁悲從中來,“1978年,我已經41歲了,只是看上去還比較年輕而已。而我端詳顧誠,他僅比我大3歲,但瘦削、憔悴,儼然年過半百。我猜想,也許是他太用功所致吧?”
王春瑜曾當面向顧誠建議,甚至是嚴重敲警鐘,要他戒菸,改掉夜裏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但他聽不進去,繼續在熬夜、濃茶、抽菸、失眠、安眠藥中惡性循環。”
“顧老師一生深居簡出,潛心治學,著作不過2部,論文不過40餘篇。因爲,他追求的是高標絕俗,希望每一篇都要有新意,都是精品。”弟子彭勇對記者說,“熟悉的人都知道,雖然顧先生考據功力甚深,但卻不爲純粹考據而考據,他的行文絕不是那種不厭其詳地開列史料,而是在考辨史料之後,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史料論證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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