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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住院時的小涵 |
空空的玩具車裡不見了小涵開車的身影 |
三天前徐先生到病房裡看到的小涵 |
醫患關系緊張。深圳有個“八毛門”,廣州最近也出了個“錄音門”。
患兒小涵在廣東省婦幼保健院住院期間,其家長錄音、錄像,全程記錄診療過程,還找院外醫生求證診療方案。此事經羊城晚報報道後(見9月27日《手足口病患兒的ICU“驚魂”》),引起社會持續關注。近日小涵病情惡化,治療效果不佳,此事再次受到關注。
10月31日下午,廣東省婦幼保健院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一一解釋“不信任”事件的各個疑點。患兒小涵的父親徐先生則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直言:雖然事情尚未說清楚,但現在孩子身體多項功能損傷,有生命危險,他最關心的是兒子的病情。
事件回放
家長全程錄音錄像
醫生步步要求簽字
做煤炭生意的山東人徐先生,40歲纔生下兒子小涵,現在兒子一歲半,是全家人的心肝寶貝。然而9月20日,孩子發燒,診斷為手足口病;9月22日送到了省婦幼保健院。檢查後,小涵立即被送進ICU(重癥醫療監護室)搶救,還要做腰椎穿刺術、CT,並上呼吸機。
“孩子進來時活蹦亂跳,怎麼一下子就要進重癥監護室?”患兒家長徐先生心生疑竇,認為有過度治療的嫌疑。據他回憶,當時醫生說小涵肺部出現紋理,非常危險,但他復印了病歷給廣州的其他兒科醫生看,也找北京的專家諮詢,被問到的醫生專家都說“病情沒那麼嚴重”。
這讓徐先生對醫院失去了信任。他對醫生的診斷和來往電話都錄了音。9月24日,孩子病情有所好轉。9月29日,醫院認為小涵已達到治愈出院標准,建議出院繼續康復治療。但徐先生未辦理出院手續,因為他認為,孩子還不能出院,只是先回家休養更好。於是醫院同意讓孩子回家休息。
10月8日,小涵又發燒、咳嗽了,第二天就返回醫院救治。醫院要做胸透等檢查,但徐先生拒絕了,只同意做手指驗血。醫生的治療建議得不到家長認可,感到很為難。
隨後小涵病情迅速惡化,出現高熱、皮疹、肝脾腫大、黃疸、多髒器功能損傷等,病情疑難復雜,治療效果不理想。省婦幼請來了中大孫逸仙紀念醫院的李文益教授、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曾其毅教授等廣東地區兒科著名醫生一起會診,診斷為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綜合征和噬血細胞綜合征,並伴隨多種感染。然而患兒對治療反應不佳,病情控制不理想。
基於此前的經歷,這次孩子住院,徐先生和妻子非常謹慎。孩子每天的體溫、喝水情況、咳嗽、小便、吃水果情況,都全程記錄。醫院為小涵會診,徐先生也要求參加。會診時,他詳細做筆記,和醫生的通話也都錄音。對此,醫院表示,醫生們壓力很大。
10月23日,雙方的不信任達到了頂峰。那天,由於醫院工作人員疏忽,搞錯了小涵的用藥知情同意書(是用舊模板寫成的),上面顯示患兒“巨細胞病毒陽性”,需要使用更昔韋洛,並且還有“應家長強烈要求”等字眼。後來纔知弄錯了,用了別的孩子的模板。“醫生還讓我簽知情同意書,出了事誰承擔責任!”徐先生還反映,醫生總是找他簽字,有推卸責任的嫌疑。
10月31日,省婦幼保健院副院長陳運彬和兒科主任王波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患兒小涵經前期救治,目前病情稍穩定,不像之前那樣劇烈波動了,但仍極其危重,有生命危險。
對話家長
“我也覺得很悲哀”
患兒父親表示:目前不想多說了,只關心孩子病情
在陸續請來廣東省內知名兒科專家後,省婦幼保健院昨日又請來了上海兒科醫學中心的王瑩教授前來為小涵會診。
孩子生命垂危,作為父親的徐先生已經不再有前幾日那樣激烈的情緒反應。10月31日他接受羊城晚報采訪時情緒很低落。他表示,目前對此事不想多說了,只關心孩子的病情。
“我要對孩子負責”
羊城晚報:你自己選擇來這個醫院治療,為何又對醫院不信任?
徐先生:我跟醫院其實沒什麼,孩子在這裡住院,我能怎麼樣?只是之前我對醫院的一些說法感到不解。現在我也不說什麼了。上午醫院還告訴我,現在社會都來關注這件事,怕對治療有影響,我現在也只關心孩子的病情了。
羊城晚報:你之前怎麼想起來要做錄音?有沒有想到你的不信任會給醫生情緒帶來影響?錄音會對醫生造成心理壓力,可能會影響到對孩子的治療?
徐先生:之前我感覺醫生說的一些情況不怎麼合適,畢竟是嘴上說的東西,我要對孩子負責,就做了錄音。我還就此事與王主任(兒科主任王波)進行過溝通,醫院認可我的做法,並說能起到監督作用,幫助改善他們的工作。沒想到後來變成這樣,我也覺得很悲哀。
羊城晚報:怎麼悲哀,你覺得是造成了什麼影響?
徐先生:我現在不想說,現在還是盡力救我兒子吧。
“我對醫院沒誤解”
羊城晚報:你說治療過程中醫生老是找你簽字,你覺得是因為你錄音而引起的嗎?
徐先生:之前剛來時有些問題我提出疑問,醫院說這是他們的規程,如果我不認同,就不要在這裡治了。比如我曾提出上呼吸機是否導致了免疫力下降。好多問題說不清。對我個人來說,現在孩子還在醫院搶救,我不好再說什麼。
羊城晚報:要求上海醫生來會診,是你提出來的,還是醫院提出來的?
徐先生:是我提出來的。廣東省內該請的專家都請到了,但一直沒有結論,病因至今不明,病情還在加重,我非常著急。所以我向醫院建議,能不能找一些國內有名的專家來會診,查明病因,救救孩子。醫院說可以。
羊城晚報:你現在對醫院還有“誤解”嗎?
徐先生:我對醫院沒有誤解,現在我的想法就是救孩子。不管是因為工作失誤也好,是別的其他原因也好,只希望能盡快把孩子的病治好,盡快恢復到之前活潑健康的狀態。我之所以選擇到這個醫院來治療,肯定是相信這個醫院的。進來後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感覺孩子狀態越來越差,多器官損傷,有生命危險,作為家長,我特別心痛。
對話院方
“為你服務你卻提防”
患兒醫生坦言:壓力很大,已經40天沒睡好覺了
對“錄音門”事件的諸多細節,醫院如何解釋?院方認為:徐先生的多疑和不配合延緩了治療進程,對孩子的康復非常不利。
有沒有過度治療?
羊城晚報:患兒家長反映:孩子剛來醫院時活蹦亂跳的,為何直接送進了重癥監護室?還要做腰椎穿刺術?到底有沒有“過度治療”?
陳運彬(副院長、兒科主任醫師):患兒需不需要進ICU,應由當事醫生作判斷,因為他有第一手資料。院外醫生沒有看過病人,判斷不一定准確。
王波(兒科主任,廣東省手足口病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一般人看來,孩子剛進醫院還是活蹦亂跳的,但是在醫生眼裡,那時孩子的病已經很重了。手足口病的特點就是很隱蔽,一旦發病又非常迅猛,要以分秒來計,能否在10-18個小時的黃金時段開展救治是十分重要的。
剛入院時,我就發現這個孩子右上肢肌無力,持物不穩,這就意味著可能出現高危情況。後來按照我們的治療方案,小涵很快恢復了,也證明醫院當初的診斷和治療方案沒錯。徐先生據此稱“過度治療”,是不太客觀的說法。
羊城晚報:院方弄錯了知情同意書,是造成患兒家長不信任的“頂點”,如何解釋這件事?
王波:當時小涵出現發熱、皮疹等情況,院外專家來會診建議使用更昔洛韋加強抗病毒力度。因工作人員疏忽,知情同意書使用了舊模板,書有“巨細胞病毒陽性”字樣。這件事醫院確實有失誤,但更正很及時,家長是在正確的文本上簽字的,對治療沒造成任何影響。
兩次入院無關聯?
羊城晚報:第一階段,小涵因手足口病入院,治療後好轉,醫院要其出院,為何很快他又病了?並且很重?兩次病有沒有關聯?
王波:第一次住院治療,效果不錯,很快就恢復了。之所以讓小涵出院,因為醫院認為,他已經康復了。小涵前期的手足口病和返院後的病沒有直接相關性,但由於小涵為重癥手足口病患者,因此前期的病可能導致其抵抗力下降、免疫系統紊亂而更易受到病毒感染。
羊城晚報:小涵第二次入院時病情迅速惡化,治療並不見效,為什麼?患兒家長質疑:為何治療多日連病因都沒有找到?
王波:目前的診斷是明確的,但病因復雜,具體是哪一種病毒還在檢測中。由於每個人對於病毒的免疫功能不一樣,因此院方做了很多排查,也只能確定為是一種病毒感染。目前小涵的病情危重,其病情發展趨勢是向好還是向壞,還不能確定。
錄音錄像行不行?
羊城晚報:患兒家長反映:剛開始他錄音、錄像,是得到醫院認可的。為何醫院又認為給醫生帶來了很大壓力?
王波:患兒家長處處錄音錄像,我壓力很大,從接觸這個事情起,已經40天沒睡好覺了。
陳運彬:從法律上來講,患兒家長要錄音錄像,是合法的,可以錄,但結果是醫生們很尷尬。如果平時說話都要錄音,這也太缺乏信任了。家屬抱怨醫生老躲著他,其實醫生也是人啊,為你服務,你卻時時提防,心裡會很不舒服。
尤其是專家會診,是各位專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的時候,醫學本身就存在很多爭議的,專家出現分歧也很正常,這對制定正確的診療方案是有利的。如果患者家屬出席會診,家屬不太了解專業內容,同時可能會對專家發表意見造成一定的影響,有的專家有些話就不願意說了。說到底,這對患者不好。醫院會把會診結果告知患者和家屬,但會診過程最好不要參加。
羊城晚報:家長反映,老是找他們簽字,是不是推卸責任?
陳運彬:診療要簽名,是醫院常規辦法,並非每一步都要簽名,只是貴重的藥品、風險大的診療是要家長知情、同意的。患兒小涵的父親徐先生感覺被要求簽字多,正因為小涵的病情很危重,而不是因為醫院專門對他故意如此。前段時間五胞胎嬰兒搶救期間,嬰兒家長每天都要簽字,也是一樣的道理。
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
誰是誰的敵人呢?
“患者一開始就想到醫生要斂財,醫生一開始就想到患者要鬧事,這樣的‘病’如何治呢?”
對這起典型的醫患不信任事件,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早已關注,並且還曾通過手機短信進行調解。
廖新波在給小涵父親徐先生的短信中說:“經了解,情況確實比較嚴重。已經由頂級專家會診,治療上基本沒有很大爭議。原因是病毒感染後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礙,造血系統也有一些問題。我意見是:會診已做,只能聽醫生的,相信醫生不會把孩子往死裡醫。我會要求醫院科學地、負責地處理。”
剛剛畫上句號的深圳“八毛門”事件,引起醫患雙方和媒體反思。對有類似之處的“錄音門”,廖新波說,醫患雙方應該是朋友,而不是互相提防的敵人。他說,雖然現在醫療行業有不正之風,但要相信大多數醫生是有職業道德的,不會存心害孩子。
廖新波還說,兒科診療比較復雜特殊,由於小孩子自身不會表達,家長又往往不懂醫療知識,所以必須借助一些必要的檢查去診斷病情,希望家長能夠理解支持,不要動輒扣上“過度治療”的帽子。醫院也要加強與患者的溝通,共同對付病魔。
10月31日一大早,廖新波在其新浪微博上繼續探討此事:“醫生的醫療行為到底該聽誰的?”對於這場醫患之間的暗戰,他質疑道:“為什麼醫患要‘戰’呢?誰是誰的敵人呢?患者一開始就想到醫生要斂財,醫生一開始就想到患者要鬧事,這樣的‘病’如何治呢?”
廖新波指出:看病錄音、會診錄音,最後是誰的損失呢?醫生沒有“見病勇為”的敬業,處處“明哲保身”,句句“外交辭令”,事事“簽字為證”,誰悲哀?比如:“腰穿”、“骨穿”能值幾個子呢?但對於判斷神經系統病情變化和造血系統的變化是最有效、最傳統、最常規的手段,醫生都不能自主決定,這不是從一個側面說明醫療環境的惡劣嗎?誰來化解呢?
中午時分,廖新波發出一條博文《醫生的醫療行為到底該聽誰的?》。他在文中說,醫學是一門不確定的科學,誰也不能保證每個病人在穿刺的過程中百分百不出現不可預料的意外,這種意外是誰的錯?誰來承擔後果?醫師是應該有一顆對生命敬畏的心,但不應該是揣著如何不被患者訛的心態工作。醫患關系日益惡化誰之過?醫師難道不是受害者?他在文末寫道:希望矛盾惡化的初期,大家共同關注,大家一起討論,在醫學的問題上,並沒有誰贏,也不知道誰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