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交”案始末

　　上海虹口區，密密麻麻地散坐著數十家大中小學校，各個品牌的連鎖快捷酒店，也在這個圈子裡紮根營業，關於學校、酒店的各種“愛情買賣”鏈條，在這裡交織。

　　11月7日的新聞中，廣靈路附近的一家莫泰168連鎖酒店成了頭條圖片。

　　在與圖片相關的新聞中稱，上海20多名稚氣未脫的女中學生，因為零花錢不夠，又不願意通過工作賺錢，走進連鎖酒店，成為賣淫女，其中2人未滿十四歲。

　　上海閘北檢察院本月5日公開的一份資料顯示，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關系錯綜復雜，其中多數為在校中學生，涉及上海市某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學校。

　　據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從事賣淫時，均未滿十八歲，其中小文和娜娜是發小，娜娜由於家庭變故，輟學後一直在社會上游蕩，而萍萍是小文同學。從2009年始，她們通過互聯網和電話等方式，相互介紹或介紹其他少女與嫖客發生性關系，並收取嫖資和介紹費。

　　2010年初，萍萍兩次介紹小文和她的好友進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紹費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為上家，介紹另外的少女賣淫，並收取介紹費。

　　上海閘北檢察院在當地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時稱，上海女高中這些女生“介紹賣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會的所謂‘援助交際，”。

　　這個說法出現以後，上海市司法系統的一位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什麼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賣淫。並且在我國的各項法律中，均沒有“援交”一詞。

　　對此，同樣來自司法系統的另一名官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一案件的披露過程有悖常理。“公安進行刑偵的過程中，曾想向社會公布進展，但覺得這件事並不復雜，而且又涉及到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所以結案以後移交了檢察院。沒想到檢察院把此事公開了，還稱其為‘援交’，引起廣泛關注以後，我們沒法解釋，檢察院也失聲了。”

　　而這一定性，讓普通民眾和法律界人士紛紛側目，並且開始預想本案會如何宣判。

　　但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實際上早在本案公開以前，案子已經判決。11月10日，閘北區法院辦公室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少女援交案件已經在前兩天宣判了，但涉案人員各領何種刑期實在不能透露，因為這個案子畢竟牽涉到不少未成年人，院長已經吩咐大家不能向媒體透露具體情況。

　　上述消息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在此案公開揭露以後，後繼消息戛然而止的原因。

　　主動召嫖背後

　　“不少涉案女生為零花錢主動賣淫、介紹賣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會的所謂‘援助交際’”，閘北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將這一案件形象表述為“援交”。

　　該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科長韓孔林說，這些女孩對於錢色交易沒有羞恥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並不差，出賣青春只是因為愛慕虛榮，喜歡購物、享樂，而手頭缺少零花錢。

　　經檢察機關調查，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條件都不錯，但出於對金錢的貪欲，這些女孩一缺錢就主動“約會”嫖客。

　　韓孔林認為，孩子參與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學校和社會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監護人和子女缺乏溝通，過分溺愛或粗暴對待，導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而誤入歧途。”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涉案學生中有1人父母離異，1人為領養子女，3人的父母對她們經常謾罵或過分溺愛。而在2007年末網絡上廣泛流傳的關於上海中學生進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稱“中學生”的網友羡慕地說：“有個女的17開始賣淫，7年後纔24歲，你知道賺了多少錢，240萬那(哪)”。

　　這種風氣在如今也沒有消失。

　　在本次“援交”案中，檢查官在詢問小文的家庭狀況時，小文回答：父母是國有企業的員工，雖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穩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錢。但她覺得，這樣來錢太慢，既不實惠也不現實，加之學習成績不好，讀的是職業高中，因此對未來並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況她說“我吃不了這個苦”。

　　而一旦這個群體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過度消費的欲望，在性交易這個行業中，供方就開始逐漸形成了，“我們在外面玩，買衣服、首飾、吃喝玩樂、尋求刺激都需要錢，久而久之，父母給的零用錢根本不夠開銷，大家都有賣淫的想法。”小文說，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這並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體賺取金錢，已經成為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普通公眾眼裡，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對於西洋文化和消費觀念，也兼收並蓄。鄺麗莎所著《上海女孩》一書中，曾總結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乾和喜歡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們，對於這一點並不排斥。盡管沒有指出她們出賣身體所賺金錢的最終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體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種類繁多，作為上海女孩，擁有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數人的目標。